两天后，周四，凌晨四点零七分。
像有人在裴念耳畔轻轻掀动了一页书，气流拂过眼睫，人就醒了。睁开眼，天花板还是那片熟悉的乳白色，吸顶灯的边缘积着一层细灰，在黎明前的幽暗中模糊成浅色的云。
裴念轻轻掀开被子起身，抓过椅背上的针织开衫。十月初的凌晨已经有了寒意。她没有开灯，走到客厅。披着开衫，在沙发上蜷腿坐下，抱膝望着窗外。
窗外是那棵老梧桐。树冠生得奇怪，朝南的一半枝叶略显繁茂，墨绿与焦黄层叠如帐；朝北的一半疏朗许多，枝桠伶仃地支着，露出大块灰暗的天空。再过一个时辰，街口的肠粉店就会亮起第一盏灯，出现磨米浆的石磨声。
裴念闭上眼睛，让刚才的梦境重新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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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老式公园。青砖铺地，矮旧亭台，园子中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深秋，叶子金黄，风一吹，簌簌地落，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树下有一张木质长椅，扶手绿漆剥落，露出底下锈红的铁。一个老人坐在长椅边上，身着灰色棉麻唐装，盘扣整齐，领口露出一圈洗得发白的秋衣边。他手里握着一本书，深蓝色封皮，未曾翻开。他望着远处，目光浑浊，有一种被岁月淘洗后的温和。
裴念在梦里走过去，踩着落叶，发出沙沙声。她在长椅另一端坐下，隔着一个身位的距离，这是惯常保持的、既亲近又尊重的间隙。
“您在等人？”她问。
老人转过头。他的眼白有些泛黄，瞳孔边缘微微模糊，像被虫蛀过的纸片——那是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视觉衰退。可他的眼神是温和的，像冬天的暖阳，像慈祥的长辈。
“等一个能走进来的人。”他说，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仿佛攒着力气。
“走进来？”裴念顺着他的目光望去，“走进哪里？”
老人抬起右手，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那手指关节肿大，变形，是常年握笔和岁月风湿共同雕刻的结果。
“这里。”
裴念一愣。
老人笑了，眼角的皱纹层层叠叠地漾开：“你不是第一个走进来的人。但你是第一个坐下后，问我‘在等谁’的人。”
“之前的人呢？”
“来去匆匆。”老人低下头，摩挲着那本未翻开的书，像在安抚一只老猫，“不曾留下只言片语。慌慌张张，转眼就不见了。”
“您知道他们是谁？”
“不知道。”老人摇头，动作很慢，像在对抗某种看不见的阻力，“但我记得一件事。”
“什么事？”
老人侧过脸，那浑浊的眼珠里忽然闪过一丝清亮。他一字一顿：“我记得，我有一个梦，一直没能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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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念从梦的余韵中醒来。
或者说，她坠入了更深一层的现实。客厅沉在黑暗里，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忽然漏了一拍。因为她认出了那个老人。
陈正清，七十三岁，退休三甲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上个月，他的大女儿陈慧，带他来过裴念的咨询室三次。裴念认识陈慧几年了，手上的朱砂链就是陈姐送的。第三次结束时，老人忽然抓住她的手腕，力气很大，紧紧不放。像大人牵着小孩过斑马线。
“裴医生，”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她，那种穿透力不像出自一个记忆正在流失的老人，“我好像认识你。”
裴念当时以为这是病症带来的记忆混淆。她温和地回应说：“是啊，陈先生，我们已经见过三次面了。”
陈老先生摇摇头，手指在她腕骨上轻轻压了一下，像要确认她是血肉之躯。“不是在诊室。是在梦里。我好像……在梦里见过你。”
裴念把这句话记在工作日志里，标了一个问号，未再多想。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常有生动的幻觉与梦境混淆，教科书上有解释。但现在，她不得不开始多想。
因为今天这个梦，不是她“梦见”了陈老先生，而是她“进入”了陈老先生的梦。这种差别很微妙，却极其致命。就像你在自己的房间，推开一扇门，发现自己来到别人的客厅，而主人正坐在沙发上等你。
这已不是第一次。
两周前，她梦见一个年轻女人在一间四面皆白的房间里不停地擦窗户。玻璃已经干净得能照见人影，她还在擦，抹布所到之处发出刺耳的摩擦声。裴念在梦里问：“为什么一直擦？”女人不回头：“还有污渍没擦掉。”第二天，来访者小周来了。他患有中度强迫症，主诉是反复洗手、检查门窗。坐下后第一句话：“裴医生，我昨晚梦见自己在擦窗户，擦了一整夜，手都擦破了。”
裴念当时以为是深度共情下的投射。咨询师长期接触来访者的创伤，大脑在睡眠中模拟对方的场景，这在心理学上并非完全没有先例，虽然学术界大多将其归为“巧合”或“选择性记忆偏差”。
但接下来一周，她又做了两个类似的梦——一个男人蹲在楼顶，看着一只橘猫从边缘坠落，猫在空中翻身，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叫声；一个女人坐在镜子前，一颗接一颗地掉牙，血顺着嘴角流了出来。这两个梦，随后分别出现在两位来访者的叙述中，细节完全吻合。
裴念开始记录。
她在工作日志的最后加了几页纸。手写，不用电子文档，怕云端同步后被人看见。一个心理咨询师，开始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自己最不科学的能力——她觉得这个行为本身就很值得研究。
标题写着“梦境记录”，字迹略潦草。上面已有三个条目：
> 九月二十三日，周晓芸，擦窗，强迫症。
> 九月二十八日，吴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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