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瓜刀杀了三个人。那三个韩国人也是穷鬼，跟他一样，都是在日本没身份的人。贫贱相杀。他后来跟我说，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死在日本，没人收尸。所以他给自己攒棺材本，也给别人攒。他的人，只要不出卖他，他都会保。但这不够。他老了。他需要一个能替他把根续下去的人。”
陆川端着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
“你看歌舞伎町这些中国人——赌场的、工地的、码头扛包的、街上拉皮条的。他们都在捞快钱。捞完就走，走不了就死在这里。没有人想在这里扎根，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土。但你想过没有——你不扎根，就永远是人家的工具。用到你的时候给你一万八，不用你的时候你连一万八都没有。你想当贼，还是当树？”
“树。”陆川说。
“那就要有树的活法。树的第一条——根要深。根基不稳，风一吹就倒。你今天在赌场站住了，明天呢？后天呢？森田组的人随时可以来砸场子，福清帮的人随时可以在背后捅刀子。你靠什么站稳？靠关爷？关爷活不了你一辈子。靠你身边这群兄弟？他们跟你一样，什么根基都没有。你得靠自己——靠你在牌桌上摸清每一个对手的底牌，靠在股市上学会看穿数字背后的谎言，靠你把每一个能交的朋友交到、每一个要防的敌人防死。”
“树的第二条——枝要散。你不能只待在赌场。工地上的兄弟还在搬水泥，朱鹭那边的客人还在聊地价和股票。歌舞伎町这条街上，每一个角落都有你需要知道的事。往远处看——新宿地铁站要扩建，那块叫‘桥’的地皮一年后翻三倍。你现在不筹钱，到时候连入场券都买不起。”
钟亦鸣放下手里的杯子，看着老陈，眼神忽然变了一种光。
“老陈，你怎么知道‘桥’的事？”
老陈端起来的酒杯在他嘴边停了一下，然后他把杯子放回桌面，发出轻微的磕碰声。
“因为那块地，三十年前是我住过的地方。”
屋子里安静了一瞬。窗外的雨声忽然变大了。
“昭和二十三年，我从北海道走到东京的第二年，跟几个同乡在歌舞伎町搭了个棚子住。那块地当时是废墟——战争炸的，地上全是碎砖头和弹坑。后来日本人把那块地清理出来，建了一栋七层楼。我在那栋楼一楼开了这个面馆的第一个铺面。后来楼被卖了，我搬到这条巷子里来。再后来楼又被卖了好几手，每一手都翻倍。现在据说值二十亿日元。”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二十亿。当年我在那栋楼下面住的时候，连一碗拉面都吃不起。”
他站起来，走到收银台后面，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绳串着的干枣。
“这颗枣，是昭和十九年，我母亲在我被抓走之前塞到我手里的。她从自家院子里那棵枣树上摘的，一串三个，给我和两个同乡一人一个。她说枣到了，人就能回来。”他把红绳放在桌上，“两个人死了。枣还在。”
然后他把红绳推到陆川面前。
“这个给你。不是让你替我回去——是让你记住：枣到了，人还没到。树还没种。”
陆川把红绳绕在手腕上，打了个活结。红绳很旧了，颜色褪成暗红，被无数次的摩挲打磨得光滑如丝。他低头看着手腕上那个红绳圈，然后抬起头。
“老陈。如果我当树，这片土上，中国人能扎多深的根？”
“你扎多深，它就有多深。”
“没人拔？”
“会有人拔。日本人会拔，极道会拔，泡沫破了经济衰退的时候最先被拔的就是你们这种没身份的人。”老陈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酒，“但你要是扎得够深——比极道的刀长，比泡沫的周期长，比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偏见长——就没人能把你连根拔掉。”
他端起杯子，对着满屋子的人说：“昭和六十一年的第一场春雨。喝完了这杯酒，都给我活着。明年的今天，还是这个桌子，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十四个人举起杯子，有的杯里是白酒，有的杯里是面汤，有的是凉水。杯子碰到一起，发出参差不齐的脆响。
老陈把他们送到巷口。雨还在下，红色的灯笼在雨中摇晃，灯影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晃动，像某种古老的、不知疲倦的信号。陆川走在最后，快到巷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老陈站在灯笼下面，瘦高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他没在挥手，只是站在那里，像一棵树。一棵被栽在异乡四十年、根系穿透了水泥和废墟的老树。
“陆哥，”阿虎走在前面，嘴里还在嚼着从望道居顺出来的一颗花生，“你说老陈说的那些——泡沫会破，真的假的？”
“他说的是真的。”
“那我们怎么办？”
陆川没有马上回答。他走到巷子出口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眼歌舞伎町的霓虹。雨停了，霓虹灯的光映在地面的积水上，比平时更亮更清晰。一个穿超短裙的女孩踩着高跟鞋跳过水坑，对身边的男人笑了一下。那个笑在霓虹下看上去很美。
“先活下来。然后在别人疯狂的时候，我们不疯。”
他把手插进口袋，指尖触到老陈给的那颗枣。枣皮干得发硬，但他能感觉到里面那颗核——硬得硌手。他忽然想起老陈在饭桌上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关于树的，也不是关于泡沫的，是更早的一句话。
“钱来得太容易的时候，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
他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然后迈出巷口，走进了歌舞伎町的灯海。
回到公寓已经是深夜。其他人陆续进屋，有人在数今天剩下的零钱，有人在铺被子准备睡觉。钟亦鸣没有进房间，他在走廊尽头的防火梯上坐着，手里拿着那份关于“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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