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外国的间谍。每一个人都需要被评估。每一个和应征者有关的人都需要被调查。他们的通信需要被监控。他们的背景需要被核实。他们的资金来源需要被追溯。”
他走回桌前，坐下。
“这就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
埃莱娜低头看着桌上那张意大利地图。马伦哥只是一个点。但从那个点延伸出去的，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补给线，是碾过泥泞道路的辎重马车，是发臭的腌肉和发霉的饼干，是一个说“军队靠胃行军”的将军。
悬赏令。一万两千法郎。食物保鲜。
她的第一个任务不是追踪奥地利间谍，不是破译英国密码。是监控那些试图让食物不腐败的人。
她忽然想笑，但忍住了。
“什么时候开始？”
“现在。”博蒙上校说，“第一个应征者已经在巴黎了。尼古拉·阿佩尔。蒙马特高地。糕点师。两年前就开始做食物保鲜实验。他的工厂里有一个女儿、一个铁匠学徒、两个杂工。你要弄清楚他在做什么，和谁通信，有没有外国背景。”
埃莱娜记下了这个名字。阿佩尔。蒙马特高地。
“我需要一个身份。”
“你已经有了。埃利·杜邦。综合理工学院的旁听生。”雷诺开口了，“一个对食品保鲜感兴趣的年轻学者，想拜访阿佩尔先生，了解他的实验。合情合理。”
他从窗边走过来，从博蒙上校的桌上拿起一张空白的通行证，用鹅毛笔填了几行字，盖上一个她没见过的印章。他把通行证递给她。
“明天。”
埃莱娜接过通行证。纸在她的指尖微微颤动——不是她的手在抖，是她的心跳传递到了纸面上。她控制住了。
“还有一件事。”她走到门口时，雷诺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她停下来。
“那个信号系统。‘母亲’加‘问好’。你为上尉设计的，还是他为你设计的？”
埃莱娜没有转身。
“一起设计的。两年前。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咖啡馆里。他点了黑咖啡，我点了兑水的红酒。我们约定，如果有一天线路暴露，就在普通信件里用这句问候发出警告。”
她推开门。
“他在等我撤退。他不知道我已经站在门里了。”
门在她身后关上。
走廊里，射击孔般的窗户投下一道道平行的亮条。她的靴子踩在石板上，发出比两天前更重一些的声响。不是刻意。是今天的靴子底更厚。
走出陆军部大楼时，六月的阳光迎头砸下来，热烘烘的，带着塞纳河的水腥气和远处面包房飘来的焦香。哨兵的刺刀在阳光里闪了一下，像某种金属质地的告别。
她穿过圣多米尼克街，拐进第一条小巷，然后停下。
靠在墙上，她把鸭舌帽摘下来。手掌压住眼睛。亚麻布勒进肋骨。心跳在胸腔里像一只被关进玻璃罐的飞蛾。
阿佩尔。蒙马特高地。铁匠学徒。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那块埋在湿土里超过一年的马蹄铁。圣安东郊区的铁匠铺。她蹲在废料堆前，在生锈的铁块中翻找，手指被划破了三道口子，血和铁锈混在一起，分不清哪是血哪是锈。
那个铁匠铺。那个学徒。
世界比她以为的小得多。
马车驶过巴黎城门的时候，威廉·阿姆斯特朗正在数教堂的尖顶。
从勒阿弗尔到巴黎，他一共数了四十七座。有些是哥特式的，石头颜色灰暗，尖顶像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天空。有些是罗曼式的，矮而敦实，钟楼方方正正，像戴着一顶石头的帽子。还有一座他不知道该怎么归类——尖顶在某个战争时期被炮弹削掉了一半，剩下的部分用木头补上，木头的颜色和新旧都和原来的石头格格不人，像一件打了补丁的旧大衣。
“你在数什么？”萨缪尔问。
“教堂。”
“为什么？”
威廉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数教堂可以让他的大脑有一部分保持运转，而另一部分可以空白。也许是因为在驿车的颠簸、鸡笼的臭味、呢绒商人的洋葱味里，数那些沉默的石头是一种近乎冥想的行为。
也许他只是不想让自己去想即将见到的人。
驿车在圣但尼门停下来。这是巴黎北面的主要城门之一，两座巨大的方柱上雕刻着路易十四的战争场景——大炮、旗帜、倒下的敌人、昂首挺立的战马。雕刻的表面被一百五十年的雨水冲刷出了深深浅浅的沟壑，路易十四的脸在某一年的某一场暴雨中模糊了一半，只剩下一个威严的轮廓和一只仍然咄咄逼人的眼睛。
萨缪尔提着皮箱下了车。威廉跟在后面。他的腿在驿车里蜷了十几个小时，踩在石板地面上时膝盖发出一声脆响，像树枝折断。
巴黎。
空气和伦敦不一样。伦敦的空气是煤烟和海雾的混合物，湿漉漉的，沉甸甸的，像一块灰色的湿羊毛毯裹在脸上。巴黎的空气是干燥的，带着尘土、面包屑、马粪和某种威廉无法辨认的花香——也许是椴树，巴黎的街道上种了很多椴树，他在一本书里读到过。
“这边。”萨缪尔已经走出十几步了。
他们穿过圣但尼门，进入一条狭窄的街道。两边的楼房是五六层高的石灰岩建筑，底层开着各种店铺——面包房、裁缝店、铁匠铺、一家挂着褪色金色船锚招牌的酒馆。铁匠铺里传出叮叮当当的敲击声，节奏均匀，像心跳。威廉经过时往里看了一眼：一个赤膊的年轻人背对门口，正在敲一块烧红的铁，背上的肌肉随着每一次锤击绷紧又松开，汗水的光泽在炉火的映照下像流动的铜。
萨缪尔没有往市中心走。他拐进一条更窄的巷子，又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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