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在灶台的铁架上，“从十六岁开始。”
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他。她在看那锅汤，看那些肉块在褐色的液体里轻轻颤动，像某种沉睡中仍有呼吸的生物。
朱利安忽然意识到一件事。
这个女孩——这个女人——才是阿佩尔工厂真正的核心。不是尼古拉·阿佩尔本人。是他的女儿。那个被报纸遗忘的、在石板上写满数字的、手上沾着金盏花膏气味的女人。
他没有说出来。他只是把空碗放在灶台上。
“还需要我做什么？”
索菲终于转过头看他。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朱利安从未见过的神情——不是认可，不是满意，而是一种更接近于“计算”的东西。她在计算他能承受多少，能学会多少，能留下来多久。
“你会生火吗？”
朱利安几乎是笑了。一个铁匠的儿子，被问会不会生火。
“会。”
“那去生火。最小的那个炉灶。温度要控制在——算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控制。”她从桌上拿起那支鹅颈形状的温度计，“这个东西插进水里，你看里面的水银柱。当水银升到这个刻度——”她指了指玻璃管中部一道用锉刀刻出的细痕，“就退一根柴。保持住。能保持多久？”
“需要保持多久？”
“五个小时。”
朱利安看了一眼那个小炉灶。灶膛大约只有他两个拳头并排那么宽，要维持五个小时的精确温度，意味着他必须不断调整柴火的数量和位置，不能大，不能小，不能走神。
“能。”
他走向那堆木炭。
五个小时。
朱利安蹲在小炉灶前，膝盖磕在石板地上，生疼。他没有挪动。他的眼睛盯着插在铜锅水里的温度计，那根银色的水银柱在玻璃管里缓慢地上下蠕动，像一只犹豫不决的虫子。
木炭在灶膛里发出细小的噼啪声。火不是红色的，是一种接近透明的蓝，只在炭块的边缘有一圈淡淡的橙。这种火不壮观，但温度极高。朱利安知道这种火——他父亲教过他，真正能烧软铁的火不是最旺的火，是最稳定的火。
退一根柴。
加半块炭。
把左边那块炭往右挪一指。
水银柱在刻度线上下晃动，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朱利安的手在炭火的烘烤下开始发红，手背上的汗毛卷曲焦糊，发出一股轻微的焦臭味。他没有缩手。
索菲在长桌那边工作。她没有看他，但朱利安能感觉到她的注意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扫过来一次，像一种无形的、轻柔的触探。她在检查他。不是检查他的技术，是检查他的耐心。
五个小时。
太阳从门缝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傍晚的凉意，从石墙的缝隙里渗进来。实验室里的光线从白色变成金色，又从金色变成灰蓝。
索菲点亮了煤油灯。
“可以了。”
朱利安站起来。膝盖发出咔嚓一声脆响，腿麻得几乎站不稳。他用手撑着灶台，等血液流回小腿。
索菲走到锅边，用木勺舀起一点汤汁，凑近鼻子闻了闻。然后又用一支细长的玻璃管吸了几滴，滴在一块白色的石板上，凑到灯下观察。
“温度保持得很好。”她说，声音里有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意外，“汤汁没有分离。油层均匀。你是第一次控温？”
“第一次用温度计。”
“之前怎么判断温度？”
“看颜色。铁烧到不同温度会变不同颜色。暗红、亮红、黄、白。白色最烫，能把铁烧化。”
索菲沉默了一会儿。她拿起那块石板，用粉笔在上面加了一行数字，然后擦掉了另外一行。
“你明天还来吗？”
朱利安正在收拾自己的工具袋。他停下动作。
“来。”
“天亮之前。”
“知道。”
他背起工具袋，往门口走。走到门边的时候，他停下来。
“索菲小姐。”
“什么？”
“陈皮。晒干的橘皮。你是怎么想到的？”
索菲站在煤油灯的光圈里，手里还拿着粉笔。她的脸一半在光里，一半在阴影里，栗色的头发从木簪里散落得更多了。
“有一年冬天，”她说，“我母亲还活着的时候。她咳嗽得厉害，整夜整夜睡不着。父亲去药剂师那里买了陈皮，煮水给她喝。我那时候十岁，记住了那个味道。后来有一天，炖牛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那个味道。就加了一点进去。”
她把粉笔放回石板的凹槽里。
“不是每次实验都有道理。有些只是——记住了。”
朱利安点了点头。
他走出门。蒙马特高地的夜晚刚刚开始，天空还是灰蓝色的，有几颗星星已经亮了。远处巴黎的灯火像一堆散落的炭火，在暮色里明灭。
他背着四十斤的工具袋，左手拇指缠着亚麻布，右手手腕发酸，膝盖青紫，空腹灌了半碗肉汤。
这是四年来他感觉最饱的一天。
同一天晚上，塞纳河左岸的阁楼里，埃莱娜·杜布瓦正在写一封不可能被破译的信。
至少她自己这么认为。
她把鹅毛笔在没食子酸溶液里蘸了蘸，开始在纸上书写。不是写文字。是写数字。
每一组数字代表一个字母。但字母的顺序不是法语字母表的顺序，而是一套她自己发明的乱序表——A不代表1，A代表17；B不代表2，B代表43。这个对应关系只有她自己知道，写在一张她从不离身的小羊皮纸上，用柠檬汁写成，只有在加热时才会显形。
更复杂的是，这些数字还会根据写信的日期进行位移。今天是六月十七日，所以每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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