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焦芳靠在轿壁上,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考成法不是皇帝临时想出来的,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
从三本账簿的设计,到逐月检查、半年稽查、年终汇总的制度安排,到六科和六部互相制衡的权力结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精心设计的。
这不是在立规矩,这是在改革。改革大明的官场生态,改革文官集团的生存方式。
从今以后,想在官场上混日子,不行了;想靠关系升迁,不行了;想什么都不干等着熬资历,不行了。
你想当官,你得干活;你想升迁,你得干好活;你想在御前露脸,你得干出实绩。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直接,就这么残酷。
焦芳睁开眼睛,目光落在轿顶的绸布上。绸布是大红色的,绣着暗纹的云蝠图案,在昏暗的光线中看不清纹路,只觉着一片模糊的红。
他在想——自己还能在这个位子上坐多久?
皇帝把他留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的才能,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品德,是因为他有用。
他熟悉吏部的运作,他了解文官集团的底细,他在朝中有足够的人脉和威望,能够压得住场面。
他是皇帝手里的一把刀,一把用来砍向文官集团、用来推行考成法的刀。
皇帝用他,不是因为他忠诚,是因为他好用。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换。换一个更好用的,甚至换一把更快的刀。
焦芳忽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里,没有欢喜,没有得意,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自嘲,是无奈,还是一种“我早就知道会这样”的了然。
他在吏部做了这么多年,见过太多人被皇帝弃如敝履。
那些曾经权倾朝野的大臣,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那些曾经以为自己是皇帝不可或缺的股肱之臣的人——最后,不都被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
如此前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他们是先帝的顾命大臣,是先帝最信任的人,是朝堂上最有权势的三个人。
但皇帝要动他们,一刻钟都没有犹豫。
他焦芳算什么东西?也配觉得自己不可或缺?
轿子在吏部门前停了下来。
焦芳深吸一口气,整了整衣冠,掀开轿帘,走了出去。
吏部衙门的匾额在冬日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暗金色的光,“吏部”两个大字,笔力遒劲,是太祖皇帝亲笔所书。
他看了不知道多少遍了,从来没有觉得这两个字这么沉重过。
“大人——”门口值守的书吏迎上来,躬身行礼。
焦芳没有看他,径直走进了衙门。
他的步伐很稳,背脊挺得很直,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没有波澜的湖水。
没有人看得出他刚才在轿子里想了什么,没有人知道他的心里有多少恐惧和不安。
他走进签押房,关上门,在书案后面坐下。
案上堆着厚厚一叠公文,有各省送上来的官员考核清册,有各部诸司报上来的缺额统计,有吏部文选司、考功司拟定的升迁名单。
他一份一份地拿起来,看一眼,放下,再拿起来,再看一眼,再放下。看不进去,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他的脑子里全是考成法。
三本账簿,逐月检查,半年稽查,皇帝御览。
吏部作为考成法的总牵头衙门,他焦芳作为吏部尚书,是第一责任人。
如果考成法推行不下去,皇帝第一个找他。
如果考成法推行了但效果不好,皇帝也第一个找他。
如果考成法推行过程中出了乱子,皇帝还是第一个找他。
他是那个站在最前面的人,是那个替皇帝挡住所有子弹的人,是那个成功了功劳归皇帝、失败了罪过归自己的人。
焦芳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口气叹得很深,很深,像是要把肺里所有的空气都吐出来。
然后他睁开眼睛,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了一行字——“谨奉上意,不敢有违。”
写完之后,他看着那行字,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自嘲,是无奈,还是认命。
他把那张纸折好,塞进袖子里,然后拿起桌上最厚的那份公文,翻开第一页,开始看了起来。
......
张昇是最后一个走出奉天殿的。
不是因为他走得慢,是因为他在殿门口站了很久。
他的手里还攥着笏板,攥得紧紧的,指甲嵌进了木头的纹理里,留下几道浅浅的印痕。
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血色,只留下一层薄薄的、脆弱的皮。
他是礼部尚书,掌天下礼仪、祭祀、科举、藩属。科举,是他手里最重要的权力之一,是礼部最核心的职能,是文官集团存在的基石,是天下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而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把这块基石震得粉碎。
“朕的科举,和以前不一样,朕不要那些只会写四六骈文、只会背圣贤书的书呆子。”
这句话,张昇每回想一次,心里就疼一次。
不要那些只会写四六骈文、只会背圣贤书的书呆子。
四六骈文,从科举施行到如今,一千多年了。
这是中国文章的正统,是读书人最基本的修养,是衡量一个人有没有才学的标准。
骈文写得好,说明你有文采,有才情,有学问。
这是天下人都认可的,是几百年科举制度检验过的,是无数先贤大儒毕生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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