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书，四书五经，从汉朝到如今，一千多年了。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基石，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这是每一个读书人从蒙童开始就被教导的人生目标。
但皇帝说——他不要这些，他不要文采，不要才情，不要学问。他要的是懂经济、懂民生、懂实务的人才。
经济——账目、市场、流通、赋税，这些不是四书五经里教的，不是圣贤书里写的，不是任何一个科举出身的官员在学校里学过的。
这些东西，是在衙门里、在账房里、在商场上，跟在师爷后面，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那些真正懂经济的人，是商人，是账房先生，是户部的书吏——不是进士，不是翰林，不是朝廷命官。
民生——农事、水利、赈灾、教化，这些东西，四书五经里提到过，但只是一笔带过。
真正懂民生的人，是那些在地方上干了十几年的老吏，是那些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的农官，是那些在黄河边上治了几十年水的河工。
不是那些中了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然后下放到县里做知县的“新鲜出炉”的官员。
实务——刑名、工程、漕运、边务，这些东西，更是圣贤书里没有的。
刑名，你得懂律法，懂人情，懂断案；工程，你得懂图纸，懂材料，懂施工；漕运，你得懂水文，懂船只，懂调度；边务，你得懂军事，懂地理，懂民族。
这些，哪一个是在四书五经里能学到的？
皇帝要的，根本就不是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皇帝要的，是另一批人，一批和传统士大夫完全不同的人。
这些人，不需要会写四六骈文，不需要会背圣贤书，不需要懂什么“之乎者也”。
他们需要懂的是账目、市场、水利、工程、律法、军事——是实打实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干活的本事。
张昇想到这里，忽然觉得一阵眩晕。
他扶着殿门的门框，稳了稳自己的身体，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冷风灌进肺里，刺得他喉咙发疼，但他顾不上这些。
他在想——那些寒窗苦读十几年的士子，怎么办？
那些把一辈子都押在科举上的读书人，怎么办？
那些靠教书为生的老秀才，怎么办？
他们从五六岁开始启蒙，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七八岁开始学《四书》，背《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十几岁开始学《五经》，钻研《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二十几岁开始练八股，学写四六骈文，一篇一篇地练，一遍一遍地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
他们把自己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圣贤书。
他们放弃了多少玩乐的时间，拒绝了多少诱惑，忍受了多少寂寞和孤独。
他们以为，只要考中进士，就能光宗耀祖，就能出人头地，就能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但现在，皇帝说——朕不要你们了。
朕不要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朕要的是懂经济、懂民生、懂实务的人才。
那他们怎么办？
张昇的眼眶忽然有些发红，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恐惧。
他和那些士子一样，也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
他也是寒窗苦读十几年，也是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的。
他也会写四六骈文，他也会背圣贤书，他也是“只会写文章”的人。
皇帝说不要那些“书呆子”，那他张昇，算不算一个“书呆子”？
他自认为不是，他在礼部做了几十年官，经手的礼仪、祭祀、科举、藩属事务不计其数。
他懂实务，他会做事，他不是那种只会写文章不会干活的废物。
但他懂经济吗？懂民生吗？懂水利、工程、刑名、漕运、边务吗？
不懂。
他是礼部尚书，他管的是礼仪、祭祀、科举、藩属。他不需要懂经济，不需要懂民生，不需要懂水利工程。他只需要懂礼制、懂仪轨、懂规矩就够了。
但皇帝说，往后科举要考这些。考经济，考民生，考实务。
那他这个礼部尚书，连考题都出不了。
因为他自己都不会，怎么出题？怎么阅卷？怎么判断那些士子答得好不好？
张昇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抬起手，用袖子擦了擦，但那汗珠像是擦不完似的，擦了又冒出来，擦了又冒出来。
他想起了皇帝说的另一句话——“往后恩科的考题，朕要改。不再只是经义、策论，还要考实务——农政、水利、赋税、刑名、边防。”
经义、策论还在，但多了实务。
实务占多少比重？三成？五成？还是七成？他不知道，皇帝没说。
但不管占多少比重，实务的出现，都会彻底改变科举的游戏规则。
他只知道——从今天起，天下读书人的命运，被改写了。
而他张昇，作为礼部尚书，作为主管科举的最高官员，将站在风口浪尖上，承受来自全天下的骂声。
士子们会骂他——“张昇无能，让皇帝改了科举！”
读书人会骂他——“张昇误国，毁了圣贤之道！”
天下人会骂他——“张昇是奸臣，是佞臣，是儒家文臣的叛徒！”
他有口难辩，也无法辩。
张昇站在奉天殿门口，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迈开步子，一步一步地走下台阶，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他的步伐比来时慢了许多，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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