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杯”开在崇大后门那条最窄的巷子里，夹在一家二手书店和一间卖炒饭的大排档中间，门脸小得过分。招牌是一块手写木牌，挂在生了锈的壁灯下面，上面的字被雨水冲淡过好几轮，只剩“半杯”两个字还勉强可辨。
年霁川推开玻璃门，门口挂着的风铃发出一串闷响。
咖啡馆里只开了一排暗黄色的壁灯，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吧台后面没有店员，墙角卡座里也没有客人。整个空间只有靠窗的最后一个卡座里坐着一个人。
男生，二十岁左右。穿着崇大工商管理系的藏青色院服，袖子挽到小臂，露出一截瘦而结实的手腕。面前摊着一本打开的书，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看见他们进来，他放下杯子，抬起头。
年霁川停住了脚步。
眼前这张脸，和他有五六分相似。眉眼像，鼻梁像，下颌的线条也像。但同一套五官长在两个人身上，气质却截然不同。年霁川的冷是往下沉的，像深水；陈维安的冷是往上浮的，像薄冰。他的眼型比他哥更狭长一些，看人的时候习惯性地微微眯起，右眉眉尾有一条很细很淡的疤，不仔细看发现不了。
“来了。”陈维安的声音和电话里一样，带一点沙哑，“坐。”
年霁川在他对面坐下。玉晚词在他旁边坐下。
这是她第一次从近处看陈维安。他的手指修长，指尖有长期握笔磨出的薄茧。面前摊着的那本书是《公司法原理》，扉页被他用铅笔写满了批注，字迹很小很挤，像是怕浪费纸张。手边放着一个黑色保温杯，杯身上印着“崇城市第一中学”的字样——那是崇城一中，她和他哥的母校。
“你是玉晚词。”陈维安把目光转向她，语气不是疑问，是确认。
“嗯。”
“比照片里好看。”
“照片？”
“年广良的办公桌抽屉最底层。”陈维安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语气很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他跟年霁川断绝关系之前，让魏老三把你俩的都查了一遍。你的资料有十三页，照片有七张。其中一张是你在高中天台上的侧脸，偷拍的。我上次看到那张照片已经是三年前了，年广良当着我的面把那些资料撕碎烧掉的。”
玉晚词的胃微微缩紧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原来在她一无所知的时候，年广良的阴影就已经笼罩过她。
“他说什么了？”年霁川的声音沉下来。
“他说，除掉你之前，先把你身边的人查清楚。看看你有没有把那些事告诉别人。”陈维安放下杯子，目光在他们两人脸上来回走了一趟，“我猜你没告诉。她刚才听见我说‘偷拍照片’的反应，不像是提前知道的样子。”
年霁川的下颌绷紧了。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慢慢收紧，骨节泛白。
“你妈知道多少？”陈维安转了话题。
“林教授告诉我的。”年霁川说，“十七年前。”
“她告诉过我。”陈维安从书包里抽出一个文件夹放在桌上，“我十四岁那年，她把年广良的真面目全部告诉了我。包括你妈的事，包括她为什么会成为年广良的情妇，包括年广良把亲哥哥送进监狱的全过程。”
“然后她说——‘妈不是好人，但妈不想让你一辈子活在骗局里’。”
年霁川没有说话，但他的沉默不再是拒绝。陈维安推过文件夹，年霁川打开翻开第一页，是一份手写的记录。抬头写着四个字——“年氏账目”。
记录异常详整，按年度分类，每条记录都标注了日期和经手人。从地皮成交价和实际报税价之间的差额，到工程回扣的具体百分比，再到行贿礼金的明细。越往后翻越惊心——年广良在崇城官场的关系网被画成一张树状图，市里的、区里的，上上下下十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标注了联系人和交易内容。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拿到的？”年霁川合上文件夹。
“我妈是会计，年广良早年的账是她做的。”陈维安的语气平静到近乎冷漠，“年广良让她把账做得漂亮一点，她就做得比法律允许的漂亮了一点。后来年广良把她从公司里踢出来，只给她一套房子和每月的生活费。她手里就留了这么一份备份。”
“为什么给你？”
“因为她不敢给。”陈维安的嘴角微微弯了弯，那个弧度里没有笑意，“拿这笔账威胁年广良，她不敢。扔给检察院举报，她不敢。留着自己看，又天天做噩梦。所以她给了我。她说——‘你比妈胆子大，你看着办’。”
窗外有学生骑车经过，铃铛响了两声。隔壁大排档的炒锅翻了一个大火苗，从玻璃窗透进来一瞬间的橙光，把陈维安脸上的表情照亮了又暗下去。
“那你为什么现在拿出来？”
“因为他完了。”陈维安靠进椅背，“不是今天才完的。你从瑞士回来，做了工程院的那个项目之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去年他在城西那块地的标书上动的手脚被人举报了，他查了三个月没查到谁干的。”
“是你？”
“嗯。”陈维安的语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妈不敢做的事，我替她做了。匿名信，一次。他怀疑过身边所有的人，唯独没有怀疑过我。因为在他眼里我是他最听话的狗。他从没想过狗会反咬主人。他以为他扔块骨头就够了。但我不想要骨头。”
他停了一下，目光与年霁川平齐。
“我想要他死。”
整个咖啡馆的空气为之一凝——不是仇恨激荡的咆哮，而是某种被压到极致后、沉甸甸落在桌面上的平静。那种平静比愤怒更危险，因为它不是发泄，是决心。
玉晚词看着这个十九岁的少年，心里漫上一层复杂的情绪。他和他哥一样，被同一个男人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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