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崇城大学的银杏道上还没有多少学生。
三月的太阳温温吞吞地挂在天上，把银杏树光秃秃的枝丫投影在人行道上，像一幅潦草的炭笔画。
林深走在最前面，步履不快不慢。他走路的姿态和他说话的方式一样——沉稳、笃定，带着一种不急于说服任何人的从容。年霁川在他身后半步，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玉晚词走在他旁边，没有挽他，也没有说话，只是保持着半步的距离，近到他一伸手就能碰到她。
他们穿过银杏道，拐进一条小路。这条路通向崇城大学最老的教师公寓区——几栋灰砖小楼藏在茂密的香樟树后面，外墙爬满了藤蔓，安静得像另一个时代。林深在其中一栋楼前停下来，掏出钥匙开门。
“请进。”
公寓不大，客厅兼作书房。两面墙都是书架，从地板一直顶到天花板，塞满了法学典籍和卷宗。窗边的书桌上摊着几份文件，烟灰缸里堆着摁灭的烟蒂——林深显然抽了不少烟。
“坐。”他指了指沙发，自己走到书桌前拿起一份装订好的文件。
年霁川没有坐。他站在客厅中央，手里还攥着那个文件袋。
“你说我父亲叫年广智。”
“是。”
“你说他死在监狱里。”
林深的手顿了一下。他把烟灰缸挪到一边，在书桌边缘坐下来，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这个姿势让他的风衣下摆垂到地面，露出一截深灰色的裤腿。
“你是法学教授。”年霁川的声音很平，“你应该知道，这种话不能乱说。”
“我知道。”林深从书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过来，“所以我不说没有证据的话。”
一份DNA亲子鉴定报告。纸张很旧了，边角泛黄，上面盖着崇城市司法鉴定中心的公章。鉴定日期是二十年前。委托人一栏写着一个名字——许听竹。被鉴定人一栏写着两个名字：年广智，年霁川。
结论栏只有一行字：“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支持年广智为年霁川的生物学父亲。”
年霁川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客厅里很安静。老式挂钟在墙上走针，咔嗒咔嗒的。窗外有鸟在叫，叫声清脆，一声接一声，不知道停。
玉晚词站在他身后，也看到了那份报告。她的心脏揪紧了，但没有说话。她知道现在任何的安慰都是多余的。他需要自己消化这个事实——一个藏了二十年、在他母亲手里压了二十年、最终由陌生人递到他面前的事实。
“她什么时候做的鉴定？”年霁川的声音有点哑。
“你出生后第三天。”林深说，“医院里采的血样。你母亲应该是早有怀疑，所以趁年广良不在的时候做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后，她把报告藏了二十年，没有给任何人看过——包括你。”
“为什么不给？”
“因为她怕。”林深的语气沉下来，“年广良当年逼她嫁给他，用的是你的命。他说如果她不答应，就让你和你父亲一起消失。你母亲信了——因为她亲眼看见年广良把他亲哥哥送进了监狱。”
年霁川的喉结滚了一下。他低头看着鉴定报告最后那行字，像是在读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故事。
“结婚之后，年广良开始怀疑你不是他的。”林深继续说，“他逼你母亲再做一次亲子鉴定。你母亲拖着不做，每次他提起来就用各种借口搪塞。她知道一旦做了鉴定，你就危险了——年广良不会容忍一个不是自己血脉的孩子活在他眼皮底下。”
“那她为什么不带我走？”
“她想过。”林深的声音低沉下来，“她去找过年广智的旧友，想凑一笔钱带你离开崇城。但年广良的人跟得太紧，她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后来她放弃了逃跑，换了一种方式——把你变成他离不开的人。”
年霁川抬起头。
“什么意思？”
“你从小到大每一张满分的成绩单，每一个竞赛的奖杯，每一次全省排名第一——这些都是她帮你争取的。”林深看着他的眼睛，“她要你变成年广良的门面。只要你足够优秀，优秀到年广良丢不起这个人，他就动不了你。”
年霁川的呼吸停了一瞬。
“你做到了。”林深说，“可惜做得太好了。好到年广良发现你不受控制的时候，第一反应是毁灭你。”
书桌上的挂钟敲响了十点。金属的撞击声在安静的公寓里回荡，像某种古老的宣判。
年霁川终于坐下来了。他坐在沙发上，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没有拆。玉晚词在他旁边坐下，隔着几厘米的距离，没有碰他。
“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年霁川的声音恢复了一些，“你说年广良把我爸送进监狱——具体是怎么做的？”
林深从书架上抽出一个文件夹，翻开。里面是几份泛黄的卷宗复印件，还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两个男人并肩站着，五官有三四分相似，但神态截然不同。一个是年广良——年轻时的年广良，穿着九十年代流行的宽肩西装，意气风发地冲着镜头笑。另一个男人比他矮半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双手粗糙，站姿拘谨，脸上的笑容却比他真诚得多。
年霁川的目光落在那个人身上，挪不动了。
“那就是年广智。”林深指着照片说，“你父亲和你叔叔——年广良——当年一起从崇城底下的乡镇出来，白手起家做了年氏的前身。年广智负责工程和现场，年广良负责跑关系和谈生意。两个人搭了十年，攒下了第一桶金。”
“后来年广良看中了城东那块地，就是现在的年氏置业总部所在地。那块地上住着十七户老住户，不肯搬。年广智不同意强拆。兄弟俩为这件事吵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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