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身来抓住我的肩膀。“陈海生！你怎么了！”
我想说话，但我的舌头不听使唤。我的嘴唇在哆嗦，我的牙齿在打颤，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不是模糊，是黑暗。是从四周涌上来的、浓稠的、无法穿透的黑暗，像当年在黄海深处、在二百一十米的深度、在传送门开启之前的那一刻，舷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赵……赵远航……”我的声音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沙哑、破碎、不像人声。
然后，我什么都听不到了。
我醒来的时候，耳边是“嘀——嘀——嘀——”的声音。有节奏的，单调的，冰冷的。心电图机的声音。
我的眼皮很重，重得像压了千斤的石头。我试着睁开，试了很多次，每一次只能睁开一条缝，看到一片模糊的、白色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有塑料管的味道，有医院特有的、冰冷而干净的味道。
ICU。我在ICU。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隔壁床上躺着一个人。赵远航。他也穿着病号服，身上也连着心电图机，也在昏迷。他的脸上没有表情，嘴唇微微张开，呼吸均匀而缓慢。他的眼镜被摘掉了，放在床头柜上，旁边是他的手机、钱包和一串钥匙。
他怎么会也在ICU？他不是开车送我来的吗？难道——
“嘀——嘀——嘀——”心电图机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着，像一把钝刀在切割时间。
我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异样。
不是疼痛，不是虚弱，不是任何一个人从昏迷中醒来时应该有的感觉。而是一种——力量。一种从骨髓深处、从肌肉纤维里、从每一个细胞的核心里涌出来的、充沛的、滚烫的、像二十岁时在军校操场上跑完五公里后那种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这不正常。我九十一岁了。九十一岁的人醒来的时候应该浑身酸痛，应该四肢无力，应该连翻个身都要喘半天。但我没有。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重新启动的发动机，每一个零件都在嗡嗡作响，每一滴燃油都在燃烧。
我猛地坐了起来。
动作太快了，快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九十一岁的人不可能这样坐起来。我的腰呢？我的膝盖呢？我的椎间盘呢？那些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老伙计们，怎么一个都不在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那不是一双九十一岁的手。没有老年斑，没有青筋暴起，没有皱得像树皮一样的皮肤。那是一双年轻的、修长的、指节分明的手。掌心有老茧——那是无数次拧动阀门、操作舵轮留下的痕迹。
我的手。我四十岁时的手。
我掀开被子，下了床。脚踩在地板上的感觉是凉的，但不是那种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凉，而是一种年轻的、健康的、充满弹性的凉。我的腿很稳，我的腰很直，我的背——我的背不驼了。九十一岁的陈海生背微微驼着，走路的时候总要往前倾一点，但现在的我，站得笔直。
我走到镜子前。
镜子里站着的那个人，不是我。不是我九十一岁的我。而是——四十一岁的我。颧骨偏高，眉骨深重，眼神锐利，皮肤苍白——那是常年不见阳光的潜艇兵特有的苍白。头发是黑色的，浓密的，没有一根白头发。嘴唇紧抿着，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那是1989年在潜艇上被阀门手柄磕的。
我盯着镜子里的那张脸，看了整整十秒钟。
然后我叫了出来。
不是尖叫，而是一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无法控制的、混杂着恐惧和狂喜的吼声。“啊——！”
那声音在ICU的病房里回荡，撞在白色的墙壁上，发出嗡嗡的回响。
“陈……陈海生？”
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沙哑的，颤抖的，像是一把生锈的锯子在锯一块朽木。
我猛地转过身。
赵远航坐在隔壁床上，他的眼睛瞪得像铜铃，嘴巴张着，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看一个鬼——或者像一个鬼在照镜子。他的眼镜还放在床头柜上，他没有戴眼镜，但他的眼睛——那双没有眼镜片遮挡的眼睛——此刻正死死地盯着我，瞳孔剧烈地收缩着，嘴唇在哆嗦，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然后他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移到了自己身上。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不再苍老的、不再布满皱纹的、不再有老年斑的手。他的手也在发抖，但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什么。
他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看着那面镜子。
镜子里的赵远航，不是七十三岁的赵远航。而是——三十出头的样子。清瘦的面容，银框眼镜——不，他没有戴眼镜，但他的视力是好的，他不需要眼镜了。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浓密的，没有一根白头发。他的脸上没有皱纹，没有老年斑，没有那七十年风霜雨雪留下的痕迹。
他的嘴巴张着，张了很久很久。他的嘴唇在动，像是在说什么，但没有声音发出来。他的喉咙里发出一串含混的、破碎的音节，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
“我……”他终于憋出了一个字，然后又是沉默。
我走到床头柜前，拿起我的手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日期和时间——2130年，10月17日，下午六点三十一分。旁边是我的军官证，是我从“龙鲸”号退役之前用的那一本，封面上印着龙国海军的徽章，金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我翻开军官证。照片上的那个人，年轻、锐利、眉骨深重，眼神像能穿透黑暗。照片旁边写着：陈海生，龙国海军上校，出生于2089年。年龄——四十一岁。
四十一岁。
“赵远航。”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但我顾不上了。我把军官证举到他面前，“你看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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