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
赵远航接过军官证，看了一眼。他的手指在发抖，军官证在他的手指间微微颤动。他看着那张照片，看着那些文字，看着那个数字——四十一岁。他的嘴唇哆嗦了一下，然后他把军官证翻过来，看着封底上的那行小字——龙国海军潜艇部队。
“这……这……”他硬是没憋出一个完整的字。
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找到了一个号码。那个号码我从来没有打过，但它在我的通讯录里存了很多年——“林岳峰，战略规划部主任”。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陈海生？”林岳峰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低沉、稳重、带着一个高级军官特有的从容，“你醒了？医院说你脑震荡昏迷送进来的，我正准备去看你。”
“首长，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声音很急，急得不像一个四十一岁的上校在跟首长说话，倒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最后一根稻草。
“你说。”
“我今年多少岁？”
电话那头沉默了。
“陈海生，你是不是撞到头撞糊涂了？”林岳峰的声音冷了下来，但冷里面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你今年四十一岁。你的档案我看了不下二十遍，2089年出生，今年四十一岁。你在医院多休息几天，等脑震荡好了再来报道。就这样。”
电话挂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ICU的白色灯光下，看着屏幕上的通话记录——“林岳峰，通话时长，0:47”。四十七秒。在这四十七秒里，一个龙国军队的高级将领告诉我，我今年四十一岁。
我四十一岁。不是九十一岁。是四十一岁。
“赵远航。”我转过头，看着还坐在床上的赵远航。他已经不发抖了，他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看着那面镜子。镜子里那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也在看着他，眼神里有困惑，有震惊，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你今年多少岁？”我问。
赵远航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他的眼睛——那双不再需要眼镜的、年轻的、锐利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
“三十二。”他说，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份技术报告，“2098年出生，今年三十二岁。”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做了一件事——我抬起手，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
啪！
那声音在ICU里炸开，清脆、响亮、像一记耳光——它就是耳光。火辣辣的疼从左脸颊蔓延开来，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那种疼是真真切切的、实实在在的、没有任何折扣的疼。梦里的疼不会这么疼，梦里的疼是模糊的、隔着一层纱的、像隔着一层水听外面的声音。但这一巴掌的疼，是从皮肤传到神经、从神经传到大脑、从大脑传到灵魂最深处的、穿透性的、不可否认的疼。
“不是梦。”我说。
赵远航看着我的左脸颊上那个慢慢浮现的红色手印，嘴角慢慢地、慢慢地，抽搐了一下。然后那个抽搐变成了一种我无法描述的表情——那不是笑，但也不是哭，而是一个人在面对一件完全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事情时，本能地、下意识地、从灵魂深处挤出来的一种东西。
“你在干什么？”他的声音还在发抖，但抖得没有刚才厉害了。
“验证是不是梦。”
“你确定不是梦？”
“我打了自己一巴掌。疼。”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在梦里打自己一巴掌，梦里也会疼？”
我愣了一下。“……你说得对。”
“所以你那一巴掌白打了。”
“……你闭嘴。”
赵远航的嘴角终于扬了起来。那个弧度我太熟悉了——那是他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在我说出什么离谱的命令之后，推了推眼镜、嘴角微微上扬的那个弧度。三十二岁的赵远航和七十三岁的赵远航，在那一刻重叠在了一起，像两张被时间折叠的照片终于被展开了。
我对视着他。
他对视着我。
然后，我们都笑了。
不是大笑，不是狂笑，不是任何一种需要用声音来表达的笑。那是一种安静的、默契的、只有经历过同样的事情的人才会有的笑。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穿越回来的那个清晨，我们也这样笑过。在普陀山岛的码头上，在基隆港的月光下，在金门岛的篝火旁，在清源山脚下的晨光中——我们这样笑过很多次。每一次都是在绝境之中，每一次都是在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在对视的一瞬间，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同样的东西——不怕。
“赵远航。”
“嗯。”
“我们回来了。”
“嗯。”
“回到了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那个身体里。”
“嗯。”
“但我们留在了2130年。”
“嗯。”
“我们年轻了。”
“嗯。”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
赵远航收起了笑容。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年轻的、没有皱纹的、充满了力量的手。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不知道。”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传送门。它还在。一百三十六年前，我们从甲午海战的时代穿越回了二十一世纪。今天，我们从九十一岁和七十三岁的身体里，穿越回了四十一岁和三十二岁的身体里。传送门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它在哪？”
赵远航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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