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想什么。他在想，这些孩子永远不会知道，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曾经做过什么。
然后，那个问题来了。
讲座快结束的时候，我留了十分钟给孩子们提问。小手举得像一片小树林，我随便点了一个坐在第三排的男孩。他大概十一二岁，圆脸，戴着一副蓝框眼镜，看起来像个小学霸。
“陈老师，赵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他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本翻得卷了边的书，“我在一本野史上看到过，甲午海战其实我们胜利了。书上说，有一条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核潜艇，从未来穿越回去，击沉了四艘日本军舰，救下了北洋水师。书上还说，那条核潜艇叫‘龙鲸’号。陈老师，赵老师，这是真的吗？”
教室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一瞬。
我看着那个男孩手里的书。那本书的封面我见过——不，我何止见过，我读过。那是赵远航在二十年前买的那本《晚清逸闻考》，里面有一章叫“慈熙太后死因新探”，还有一章叫“清末神秘事件：现代战争痕迹考”。那个男孩手里的书看起来像是同一本，也许是一个新版本，也许是他从旧书摊上淘来的。
我的脑子嗡了一下。
那些画面，那些我以为已经封存好了、不会再打开的画面，在那个瞬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了上来。黄海上的炮火，旅顺港的诀别，普陀山岛上的老渔民，基隆港的欢呼，清源山脚下的篝火，寺庙大殿里的烛光，那件被血浸透的藏青色棉布褂子——
“陈老师？陈老师？”那个男孩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着水。
我没有听到。
我站在讲台上，手撑着桌面，感觉自己的身体在发抖。不是那种因为冷而发抖，而是那种因为记忆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发抖。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不是泪水，是那些画面太亮了，亮得我的眼睛无法承受。
“陈老师！”男孩又叫了一声。
我还是没有听到。
然后一只手拍在了我的肩膀上。不重，但很稳。赵远航的手。他的手也在发抖，但他拍得很稳。
“陈海生。”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只有我能听到，“回来。”
我猛地回过神来。
教室里的孩子们都在看着我。那个男孩还站在那里，手里拿着那本书，脸上的表情从好奇变成了担忧。女老师站在教室后面，嘴唇微微张着，像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对不起。”我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同学，你的问题很好。这个问题……很复杂。我需要时间想一想怎么回答你。”
然后下课铃响了。
那铃声在那一刻听起来像天籁。不是因为它拯救了我，而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离开的理由。女老师走上讲台，简单说了几句感谢的话，然后开始组织孩子们放学。孩子们背着书包从我们身边经过，有人跟我们说“老师再见”，有人好奇地回头看我们，有人小声地交头接耳。
那个拿着书的男孩最后一个走出教室。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转过身，看着我和赵远航。
“陈老师，赵老师，”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我相信那是真的。”
然后他转身，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我和赵远航站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对视了一眼。他的脸上没有表情，但他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那是七十年的沉默被撕开了一道口子，那些被压在最底层的、最原始的、最滚烫的东西正在从那道口子里往外涌。
“走吧。”我说。
我们走出教学楼，走过操场，走到停车场。赵远航打开车门，坐进驾驶座，我坐在副驾驶上。他没有发动车子，只是坐在那里，双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挡风玻璃外面的天空。
“他还记得。”赵远航说，声音很轻，“那个孩子。他从野史上看到的故事，他记住了，他相信了。”
“嗯。”
“一百三十六年了。还有人记得。”
我没有说话。我无法说话。因为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不是泪水，不是悲伤，而是某种比这些都更沉重的东西。
赵远航发动了车子。我们驶出了学校，驶上了回家的路。北京的傍晚车流如织，霓虹灯在暮色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整座城市染成了五颜六色。赵远航开得很慢，很稳，一如既往地不超过四十码。
车子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红灯，我们停了下来。我看着窗外，看着那些行色匆匆的路人，看着那些牵着孩子的手的父母，看着那些背着书包骑着单车的学生。他们的脸上有疲惫，有匆忙，有笑容，有忧愁，但所有的表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一百三十六年前，有一群人用血肉之躯挡住了坦克和步战车。他们不知道有一个老太后，穿着藏青色的棉布褂子，用身体挡住了射向别人的子弹。他们不知道有一艘叫“龙鲸”号的核潜艇，从未来穿越回过去，改变了一场战争的结局。
他们不知道。他们不需要知道。他们只需要活在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上，就够了。
绿灯亮了。赵远航踩下油门，车子缓缓驶过路口。
然后，我的脑子炸了。
不是比喻，不是夸张，是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炸了。那种疼痛不是从某一个点开始的，而是从整个大脑同时爆发的，像有一万根烧红的钢针同时刺进了我的颅骨，像有一千枚炸弹在我的脑壳里同时引爆。
“啊——！”我惨叫了一声，双手猛地抱住头，身体蜷缩在了座椅上。
“陈海生！陈海生！”赵远航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像隔着水。他猛踩刹车，车子在路中间急停，后面的车疯狂地按喇叭，但他不管了，他解开安全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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