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又问他家买来做什么用途的，他说是种田的，我们就拿了乐果给他，说那估计是杀虫的，这个效果和敌敌畏差不多，便宜点，只要一块九毛五，他就买了。”
“他说是……他娘让他买的？还说他家是种田的？”这明显和那家人的情况不符，他家没有田。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当时一边讲，一边盯着墙上的蜘蛛看呢。”
乔先贵不敢相信，只好微张着嘴，上唇一角翘起，眉头紧皱，上翻眼珠，望着供销社低矮的天花板。
那些泛黄腻子上结着的蛛网残丝，好像离他特别遥远似的。
天很黑，但星星很亮，像是被谁零零散散抛撒在天上。
周启森走累了，坐在柏油公路旁一棵大杨树下休息。他一边找最亮的那颗星星，一边在想《水浒》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
打书[12]匠说过，梁山泊那一百零八位好汉，都是天上的星星下了凡。他就想，自己会不会其实也是哪颗星星变的。
在他小时候，父亲周友吉出门去给丧葬的人家做打镲演奏的帮活，时常会把他也一起带上。
参加葬礼除了混一顿酒席好菜外，他最期待的是可以在夜里听打书。打书匠们拿着系了红绸缎的鼓槌，一边敲着一面小鼓，用抑扬顿挫的腔调，讲一整夜故事，陪守灵的人们打发时间，送亡者上路。村里最出名的打书匠拿手的故事有两类——身为小孩子的周启森不喜欢他讲那些秀才和小姐偷情的下流故事，就喜欢听他讲英雄名将与《水浒》好汉。
但因为大人的爱好和小孩子正好相反，打书匠更愿意讨好他们，往往就偷情讲得多，好汉讲得少。
《水浒》的好汉故事中经常死人，周启森如今不怕了，但记忆中小时候的自己，对于死人是非常害怕的。
起先是因为邻居大哥哥总给他讲述人死之后的恐怖，说尸体有怨气便会变成僵尸，从棺材里坐起来，变得力大无比，见到活人，就用又尖又长的指甲，戳烂他的喉咙。
后来6岁那年，父母带他参加亲戚的葬礼，他知道屋里有死人，吓得哇哇大哭，怎么也不肯进门。父母硬逼着他进去磕头，拼命反抗也没用，往外跑又被抓住揍了屁股拖回去，来来回回两三次。于是周启森看见那尸体躺在竹床上，脚下燃着一盏煤油灯，穿着黑色的布鞋、布裤和布衣裳，脸上盖着一块花手帕；手和脖子，凡是露出来的皮肤，都是惨白的，散发出逼人的寒气。明明心脏“咚咚”跳得好快，全身的热血都冲向脑门，却只感觉到浑身发冷。
两腿一阵温热过后，低头看，才发现自己已经尿了裤子。
明明是葬礼，灵堂边有人哭得那么伤心，他却听到门外有人在哈哈大笑，说一个小孩怕得尿了，喊别人快来看。父亲觉得他丢人，从那以后要是接到白事的帮活，便会带着他过去练胆。
于是，他开始同父亲一起出发，替父亲拿着铜镲或唢呐，去到那些有亲人过世的家里。奔丧、停灵、守灵、入棺、出殡、下葬，一般待上两三天才能回家。有时父亲接事的人家远，在别的镇上，事主家里下葬或者结钱拖沓了，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在晚上，披星戴月走好几里路回家。
但周启森知道，如今自己再也回不到那个家了。
回想着那些葬礼，每次到场之后，父亲会去同其他共事的人一起演奏。周启森跪在地上磕几个响头，主人家也会赏他一杯茶水。他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那些宾客进灵堂来，磕头、痛哭、叫喊、瞻仰，然后去外面的大棚入席吃饭，等着晚上守灵。
在夜深之前，宾客们的酒席都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主人家也会招呼葬礼的支客士[13]、邻里帮手、道士和乐师吃饭，周启森便也跟着入席，吃些平常吃不到的好菜。碰上富有一点的人家，还有他最爱的辣椒炒肉丝可以吃，那是自家过年也难得吃上的美味。不过周启森总会注意到，有个同父亲一起做事的鼓匠，每次别人抢着夹肉丝的时候，他都不怎么动筷子。后来，也听到其他人问：“方鼓匠！为什么每次去红喜事的酒席，你那么爱吃肉，白喜事的酒席上却不吃？”
鼓匠朝着灵堂的方向看了两眼，说是因为有次听人讲过一件事，就再也不在白事上吃肉了。
别人问鼓匠是什么事，他就举着筷子告诉大家，1960年，在澧县如东那边发生过人吃人的惨案。一个叫刘家远的农民，穷得揭不开锅，过年的时候杀了自己快要饿死的小孩，煮来吃了顿好肉，还声称“这辈子终于吃了一餐过瘾的肉”。
这件事情让鼓匠听得不舒服，从此以后，他就没了在葬礼上吃肉的胃口，因为离死人太近了。
虽然大人们都啧啧感叹，周启森也觉得害怕，但鼓匠这种通过联想产生的厌食感，却没能传染给他——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来说，辣椒炒肉丝的味道，实在是太香了。
父亲的练胆确实有效。见惯了几次死人之后，周启森也就不再恐惧了。死人并不会变成僵尸，长出尖长的指甲，戳破活人的喉咙，从来也没有把谁怎么样，哪里有什么可怕的呢？
去得多了，周启森对于葬礼这回事有了自己的看法，甚至上升到了对生死的感悟。
他发现几乎所有的葬礼，除了主人家真正亲近的几个人外，那些远亲和邻居也会轮流来哭，但好像并不是真的那么伤心，哭完擦干眼泪就去吃饭了。等到晚上守夜，大家坐在烧着火盆的棚里，还会被打书匠的下流笑话逗得哈哈大笑。而死人一动不动地睡在棺材里，任凭他们哭天抢地或者笑得喘不过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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