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这肯定不是什么有计划的谋杀。哪怕稍微准备一下,也会选个利索的凶器,而不是他们屋里洗衣的棒槌,太没杀伤力了。所以很明显,拿棒槌砸是临时起了杀意。
“第二,田桂芳在周友吉死后还活了那么久,如果有第三人,为什么要留她的活口?活这么久也说明,她中的有机磷毒剂量不大,没有严重到马上影响大脑和神经,应该完全是有意识、可以出去求救的,但她又为什么没有?鼓匠和邻居们撞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就锁着夫妻两人,如果当时有第三人进来杀了周友吉,难道田桂芳还帮他走后锁门?显然不可能。既然这些都讲不通,那敲死周友吉的,就只能是田桂芳了。”
赵定尧挠了挠警帽下的鬓角,夸他想得还挺仔细。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反证法,还是容易忽略一种可能性,有一个人……”
“我晓得你想说谁。”乔先贵问他说的是不是村里传的田桂芳在修梅镇的那个相好。如果是一个和田桂芳有感情的人,就有可能出现在现场,杀了周友吉,田桂芳还帮他打掩护。
赵定尧点点头,乔先贵说,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也非常小。
赵定尧追问为什么,乔先贵却推了下他的肩膀笑着反问他,是不是从小就在县城长大的。
“这有什么关系?”
他这么问,赵定尧显得不高兴了,仿佛小时候因为家里条件还不错,被人指责“不够工农阶级”“不够光荣”。
乔先贵指着公安局院墙下的那辆边三轮,让他看看上面的黄泥土:“你没在乡下住过就不知道,像昨天覆船村的那片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连条柏油路都没铺。
“那地方人口流动其实不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来的陌生人是哪户的亲戚哪家的客,心里都非常清楚。真要是来了个谁也不认识的外人,那村民都跟防特务似的警惕。田桂芳在修梅镇那边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个相好先不说,就算真有,我觉得他也没来过田桂芳家里。你还记得昨天村主任说的那个老汉早上起来解手遇到的女人吗?好几个村民都说见过她,还能讲出她离开村子的大概时间。田桂芳有相好的传言本来全村都知道,真要有个男人来找她,你觉得会没人注意?”
赵定尧双手叉腰,低头看着自己的黑皮鞋思考了一会儿,承认乔先贵讲得有道理。
接着两人沉默了片刻,明显都心有所想。
赵定尧小声问乔先贵,既然这样,是不是可以按他刚才说的,差不多找上面结案算了。毕竟局里最近还有一个影响极坏的入室抢劫枪击案没有破,犯人存在二次作案的可能,十分危险,任务重、压力大。
乔先贵点点头,说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准备再去停弦渡镇上问一些事情,问得差不多了,就结案算了。
“你还想去问什么事情?我骑边三轮带你去。”赵定尧立即表示。
乔先贵摆摆手,说昨天清明节都没闲着,今天局里好不容易给半天假去挂青祭祖,让他别耽搁了。
“我还是很在意那个失踪的小孩周启森,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想要搞清楚农药瓶子上他的指纹是怎么来的。我推测啊,很有可能,周友吉当时是指使儿子去买的农药,所以想去问问那边‘生资’[10]的人。”乔先贵指着边三轮旁边自己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说骑过去也快。
“那也有二十里路呢,”赵定尧劝他,“我觉得你想的也八九不离十,没必要,干脆结案算了。”
乔先贵犹豫了一下,告诉赵定尧还是想去一趟,不然心里不踏实。
“你今天就不回老屋去,给祖人们挂个青吗?”赵定尧开玩笑说,“工作再积极,忘了祖人,小心他们发脾气不保佑你哦。”
乔先贵把手上的几张照片放进军绿色的帆布挎包,说自己老屋在澧县火连坡,一百多里路太远了,放半天假也不好回去,不如继续工作。
一路上,清风不停拂过耳朵,乔先贵哼起几首苏联小曲。骑车虽然比不上坐边三轮快,但也悠闲惬意。
穿过停弦渡镇口,他停好单车,整了整着装。
“您好,打扰一下,我临澧县公安局的,找你问点事。”
“问什么事哦?”生资的营业员放下报纸,打了个大哈欠。
“放心,不找你麻烦。我就想问问,你们这里卖不卖乐果农药[11]?如果卖,帮忙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1991年8月5号左右生产的?”
“等着啊。”
营业员起身在后边的货架上找了找,背对着他说:“还真是,这里的乐果农药,正好是去年8月5号生产的一批,益阳农药厂生产。”
和周家土屋里那瓶农药对上了。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周友吉的?覆船村三组的。”乔先贵连忙问。
营业员摇头,说不认识。
“那……”乔先贵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最近有没有一个小孩来买过这种乐果农药?”
“这个我知道啊,有。不过是另一个营业员卖的,她今天挂青去了。”营业员说,“我当时就在旁边吃苞谷,还听到他们两个讨价还价呢。”
“看上去十二三岁的样子?”
“差不多,男孩儿。”
乔先贵表情有些急躁,问说了些什么是否还记得。
“一开始问他要买什么,他说要买敌敌畏。然后就给他说啊,敌敌畏两块两毛五分钱一瓶。他从口袋里面搜出几张钱,问有没有便宜点的。就问他买来做什么的,他讲不出,又问是谁让他来买的,他说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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