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出轻微的、像心跳一样的声响。
原来自梅里尔和黄春城起冲突后，中美之间产生对立情绪。
那种情绪不是公开的、宣言式的敌对，而是潜流的、渗透的、像霉菌一样在空气中滋生的不信任。中国军官们认为美国人傲慢、怯懦、不负责任——孔姆的逃跑、梅里尔的指责、援军的迟到，都是证据。美国军官们认为中国人无能、混乱、不守纪律——火车站的失守、郭文轩的阵亡、黄春城的“抗命“，都是证明。
麦卡蒙本就不怎么瞧得上中国军人。
这位新上任的指挥官，有着典型的美国南方绅士的背景——弗吉尼亚的庄园，西点的文凭，以及某种根深蒂固的、对“有色人种“的轻视。他曾在私下里说，中国人“只会人海战术“，“不懂现代战争“，“需要美国人手把手教“。
便要求劫掠者包括伤员在内，所有人都留下继续作战。
“这是命令，“麦卡蒙说，声音像一块冰冷的、不可移动的岩石，“没有轮换，没有休整，没有例外。要么全部留下，要么——“
他顿了顿，目光在亨特和麦基之间移动，像一位正在评估筹码的、冷酷的赌徒。
“要么美军全撤下去轮休，我就成光杆司令了。“
这是一个恶毒的、精心设计的陷阱。如果劫掠者留下，麦基就是光杆司令——没有自己的部队，没有指挥权，没有尊严。如果劫掠者撤走，麦卡蒙就成了光杆司令——没有美军，没有战斗力，没有存在的意义。无论哪种选择，都是失败，都是羞辱，都是不可接受的。
这让麦基出离愤怒。
他的脸从通红变成紫红，像一盏正在过载的灯泡。他的手指指向麦卡蒙，像一把正在瞄准的、愤怒的枪。
“劫掠者们这阶段的任务早就完成！“他的声音像砂纸打磨铁管，每一个字都冒着火星，“坚持到现在已严重透支！不守承诺会大大引发大家的厌战情绪！“
他说的“承诺“是指什么？是史迪威的口头保证？是梅里尔的书面命令？还是某种更模糊的、关于“公平“和“尊重“的、不成文的契约？
亨特倒清楚。
他站在两人之间，像一位正在试图阻止两辆相撞的火车的、绝望的扳道工。他清楚眼下进攻受挫、后援不足、日军甚至可能把他们赶出密支那的严峻形势。他也清楚麦卡蒙的傲慢和麦基的愤怒，都是真实的、合理的、但在这个时刻——在这个金尼逊刚刚化为灰烬、梅里尔刚刚被送回后方、火车站刚刚失守的时刻——都是致命的。
形势也好，荣誉也罢，总之不能让糟糕的情况蔓延。
便帮麦卡蒙劝说麦基，让劫掠者们暂留下继续战斗。
“麦基，“亨特说，声音低沉，像一位正在宣读某种不可违抗的、古老的律法的祭司，“听我说。不是永远留下，是暂时。等89团的主力到了，等重炮到了，等局势稳定了——我亲自送你走。我保证。“
他的“保证“轻得像烟雾，像梅里尔的“口头褒扬“，像史迪威的“后续部队很快就会赶来“。但麦基看着他，看着那双被火焰映得通红的眼睛，看着那张被疲惫和愧疚刻满皱纹的脸，知道这不是谎言，这是请求，这是同类的哀鸣。
麦基没有回答。他只是转身离去，脚步比刚才更重，像一位正在走向某种他无法逃避的、命运的刑场。
三人情绪低落之际，托尼兴冲冲跑过来报告。
他的脸上带着一种罕见的、近乎孩子气的兴奋，像一位刚刚发现了圣诞礼物的、被遗忘在阁楼上的男孩。他的军服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晒得黝黑的小臂，上面有一道新鲜的、被弹片划伤的痕迹——但他似乎感觉不到疼。
“长官！“他喊道，声音像一颗正在爆炸的、快乐的炸弹，“89团！余下的一个半营！还有——“他顿了顿，像一位正在制造悬念的、熟练的演说家，“重迫击炮连！到了！“
亨特翘首以待的重迫击炮连终于到了。
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像两颗被重新点燃的、即将熄灭的炭火。他转身，望向跑道的方向，那里，几架C-47运输机正在降落，引擎的轰鸣像某种巨大的、正在苏醒的野兽的咆哮。
布林德便跟亨特、杨希真一起赶过去。
他们穿过积水坑，穿过那些还在**的伤员，穿过堆积的弹药箱和燃烧的篝火。他们的脚步很快，像三位正在奔向某种救赎的、绝望的朝圣者。
见6门105毫米重型迫击炮、12门75毫米中型迫击炮已经装配好，摆在跑道边一字排开。
那些迫击炮是橄榄绿色的，炮管粗壮，炮架稳固，像一群正在等待命令的、沉默的巨兽。105毫米重型迫击炮的炮管长约一米五，口径足以把一枚高爆弹送到四公里外的目标，弹片覆盖范围超过三十米。12门75毫米中型迫击炮则更灵活，更适合近距离支援，适合城市巷战，适合把那些躲在地下工事里的日本人炸出来。
炮手们正在做最后的检查——调整瞄准具，装填引信，检查弹药。他们的动作熟练而机械，像一群正在演奏某种古老交响乐的、训练有素的乐手。
这趟空运还专门运来8台卡特比勒D7型单座小推土机。
那些推土机是黄色的，像一群从工业时代穿越而来的、钢铁巨兽。它们的履带宽大，铲刀锋利，能在最恶劣的地形上作业——推平弹坑，填平沟壑，开拓跑道，构筑工事。在缅北的丛林里，它们比坦克更实用，比卡车更可靠，是工程兵最宝贵的伙伴。
协助工兵们尽快开拓跑道。
工兵们已经围了上去，像一群发现了新玩具的孩子。他们检查引擎，检查液压，检查履带，然后发动——柴油引擎的轰鸣像某种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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