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站在二楼的阳台上，面向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广场上挤满了人——法西斯民兵、军人、普通市民，密密麻麻，像一片人海。他们举着旗帜，喊着口号，手臂齐刷刷地举起，行着罗马式敬礼。
“意大利的儿女们！”
墨索里尼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广场。他的下巴高高扬起，胸脯挺得老高，双臂撑在阳台的石栏上。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得他锃亮的光头闪闪发光。
“日不落帝国已经腐朽不堪，走向灭亡了！他们的黄金用完了，他们的舰队生锈了，他们的士兵在罗马帝国后裔的冲锋下，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懦弱的逃跑！”
广场上爆发出一阵欢呼。无数只手举起来，无数张嘴在喊“领袖”和“胜利”。
“在这个时刻，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罗马帝国！从地中海到红海，从的黎波里到亚的斯亚贝巴——意大利的旗帜将高高飘扬！”
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像潮水一样冲击着威尼斯宫的墙壁。墨索里尼满意地笑了笑，举起右臂，向广场上的人群致意。然后他转身，走下阳台，回到办公室。
办公室很大，天花板很高，家具是巴洛克风格的，镀金边，丝绒面。墙上挂着意大利国王的肖像和罗马帝国的地图。桌上摆着一份刚从东非发来的电报。
他坐下，拿起电报。
“领袖阁下：我军进攻势如破竹，英军节节败退。柏培拉已在望，不日即可攻克。东非英军据点尽数被我军拔除，东非全境将统一归入领袖麾下。我军士气高昂，准备向苏丹推进。您的忠诚战士”
墨索里尼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满意地点了点头。他把电报放在桌上，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雪茄，点燃，深吸一口，缓缓吐出烟雾。
他对秘书说：“回电：祝贺前线将士的英勇。告诉他们——罗马在看着他们。”
秘书走了出去。墨索里尼靠在椅背上，将雪茄夹在指间，望着天花板。他在想——等东非打完了，下一步是埃及，然后是苏伊士运河。那才是真正的大奖。
同日，意军后方，德军观察员阵地。
距离柏培拉约四十公里的一处高地上，一个穿着意大利军服、但口音明显不是意大利人的军官，放下了望远镜。
他是德军总参谋部派出的联络观察员，上校军衔，全名埃里希·冯·施泰因。战前他在伦敦担任过驻外武官，英语流利，熟悉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东非战役开始后，他被派到意军南路司令部，任务是评估英军战力——不是告诉柏林“谁赢了”，而是告诉柏林“英国人还能不能打”。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开始写字。
他的笔迹很工整，每一笔都一丝不苟。
“意军推进迅速，已逼近柏培拉。预计三至五日内可攻克该城。”
他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
“但意军战术呆板，推进节奏缓慢。每次占领阵地后需六至八小时整顿，补给线已拉长至一百五十公里，后续乏力。炮兵火力不足，空中支援几近于无。”
他想了想，加上一句。
“英军不断撤退，但撤退有序，建制完整，重装备完好。未见溃散迹象。判断：英军战力未损，意军‘胜利’仅为夺取空城。”
他合上笔记本，重新举起望远镜。远处的战场上，英军的队伍正在尘土中缓缓移动，像一条灰色的蛇，不急不慢地游走。
他对身边的助手说：“记下来。英国人没有乱。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助手问：“那报告怎么写？”
冯·施泰因沉默了片刻。“胜负未明。需要继续观察。”
1940年8月中旬，伦敦，唐宁街10号。
柏培拉陷落的消息传到伦敦。
不是某一天突然传来的，而是一个缓慢的、确定的过程。先是前线电报——英军撤出城区，意军进入城郊。然后是确认——意军占领市政厅，升起意大利旗帜。最后是终报——英军全部撤离，建制完整，安全转移至后方。
哈利法克斯把战报放在桌上。战报很薄，只有一页纸，上面是简短的几句话：柏培拉已失守。我军撤退有序，伤亡轻微，建制完整。
“柏培拉丢了。”他说。
会议室里的气氛比他预想的要平静。没有人拍桌子，没有人质问“为什么丢了”。也许是因为哈利法克斯早就说过“丢就丢了吧”，也许是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面对十倍的敌人，能撤出来已经是本事了。
“德国人呢？”艾登问。
“他们会看到的。”哈利法克斯说。“英军撤退有序，不是溃败。这对他们来说够了。”
“那柏林的判断呢？”艾德礼问。
“等。”哈利法克斯说。“等意大利人把仗打完。到那时候，他们自会决定。”
他停了一下。
“意大利人拿了柏培拉，会以为自己赢了。他们会继续向前推进，补给线会拉得更长，士气会慢慢消磨。等他们打到跑不动的时候——就是我们反攻的时候。”
张伯伦咳嗽了一声。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话，只是安静地听着。他知道，这场战争不是看谁占的地方大，是看谁笑到最后。
会议结束后，哈利法克斯回到办公室。文西塔特已经在等了。
门关上了。走廊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窗外灰蒙蒙的天色透过窗帘的缝隙漏进来，在桌面上投下一道淡淡的灰白色光线。
“东非的事，就这么等着？”文西塔特问。
“等着。”哈利法克斯说。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的一角。窗外是伦敦灰蒙蒙的天色，街道上空空荡荡，只有偶尔一辆军用卡车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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