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正入神——他不识片假名，但引擎的剖面图不用识字也能看懂。
海生坐在角落里，借着天花板上昏暗的灯泡在笔记本上写字。他在画一张全新的流程图——不是赌场监控，是今晚四楼赌场的人流动线。他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标注了不同时段赌客进出高峰——红色是晚上八点到九点骰子区爆满、蓝色是十点左右麻将桌翻了两台新桌、绿色是后半夜花牌区剩下最后三组人在赌最后一把。他在旁边标注了一段文字：后半夜花牌区营业时间越长，赌客抽成越少但借款比例增高。他计算了当晚所有借据的总计——三十七万日元。
阿绣正跪在墙角，缝着一件新工装。不是补旧衣服，是做新衣服。他用由纪送的那批银座西装店碎料子拼出了一件完整的工装外套——肩膀是深灰，袖子是浅灰，后背是藏蓝，不同颜色的布料被他用暗线缝合在一起，针脚密得看不出拼接痕迹。他准备把这件外套送给陆川——陆川最近见关爷、见赤松的场合越来越多，总是穿着那件袖口有补丁的旧工装。阿绣觉得不能让自己的老大在日本人面前穿着补丁衣服谈判。
“阿绣，”陆川在他面前蹲下来，看了看那件正在缝制的外套，“这是给谁做的？”
“给你。”阿绣头也不抬，“下周见赤松，别穿那件破的。”
“这件用了多少块料子？”
“八块。都是碎料，做不了完整的。但拼起来刚好。”
陆川没有推辞，只是伸手摸了摸外套的肩部——阿绣在肩膀内衬里多加了一层薄棉，这样穿上之后肩线会显得更平直。这个细节，不是裁缝想不到。他点了点头。然后放下手，目光在房间里转了一圈。钟亦鸣正坐在靠窗的角落，面前摊着赤松近五年的地产交易记录和几页从《日本经济新闻》上剪下来的地产专栏。他在算一件事——如果地铁新站开通，桥的日租金能从多少涨到多少。他的铅笔在纸上飞快地划过，偶尔推一下那副二手眼镜。
陆川把帆布包放在榻榻米上，靠着墙坐下来。手腕上的红绳在昏黄的灯光下微微反光，包里那颗干枣的枣皮已经皱得快碎了，红绳越磨越亮。他坐了一会儿，然后对所有人说：“下周我去见赤松——不是下棋，是正式谈判。关爷把桥交给我了。”
钟亦鸣的手指停了笔尖，阿虎从摩托车杂志上移开目光，海生把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快速写下了“赤松，下周”几个字。阿绣继续缝他的最后一针——针尖穿过布料发出轻微的“嘶”的一声。
“陆哥，你一个人去？”阿虎问。
“亦鸣陪我去。海生——你在赤松公司楼下等我。万一我们进去之后手机打不通，你就直接去找关爷。”
“我带几个人？”海生问。
“不用人。带好你的本子和笔。”
海生把笔记本合上，放进外套内袋，和那把蛇形折叠刀隔着一层布料。他点头的动作很轻，但脸上有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沉稳。
窗外新宿的霓虹又开始闪烁。远处区役所大道的车流声穿过窄巷的缝隙传进来，和公寓里此起彼伏的呼吸声混在一起。阿虎的鼾声再次响起来，阿龙还在用日语小声念着几个数字，海生已经蜷在角落里睡着了——但他的一只手搭在帆布包上，那里面永远放着他的笔记本和那把折叠刀。陆川靠着墙，透过那条窄窄的窗缝看着外面被霓虹染红的天空。下周就是与赤松的第一次正式谈判。他不知道赤松会问什么，但他记得老陈说的话。不是那些关于地产和股市的分析，是另一句更朴素的话，在他今晚走出望道居之前，老陈站在灶台边，用围裙擦着手，头也没抬地扔给他的最后一句话。
“你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关爷的路子，赚的是快钱。快钱有毒。你赚快钱，就得用快人。快人不可靠。你赚快钱，就得结快仇。快仇最难解。我在日本四十多年，见过无数赚快钱的中国人——最后不是死在街上，就是死在监狱里。”
他当时已经推开了门，一只脚踩在门外的窄巷里。红灯笼的光从头顶洒下来，把他的影子拖得斜斜长长。他回头问：“那慢钱怎么赚？”
老陈转过身来，把围裙搭在椅背上。灶台上的水烧开了，蒸汽把锅盖顶得啪啪响。他走到门口，站在红灯笼下面，花白的短发被灯光染成了暖橙色。
“慢钱就是——先想清楚你是什么人。再想清楚你要在这块土地上待多久。如果你只打算捞一票就走，那你是贼。如果你打算在这里扎根，那你就是树。树和贼的活法，是不一样的。贼捞完就走，树要往下长根。长根需要时间——但一旦长了，谁也拔不掉。”
风从巷口灌进来，把红灯笼吹得晃了晃。老陈的影子在墙壁上摇摇晃晃，像一个站了很久很久的人，终于换了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