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吃什么，今天学了什么日语。他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画了一张表，标题是“回国倒计时”。表里有两个数字：目标金额、当前存款。目标金额后面写着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数字——不是赚够船票回家，是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一个账户。当前存款后面写着零。但旁边的括号里还有一个小数字：在工地这几天攒下来的钱，扣除饭费之后剩余的部分。那个小数字比零大一些。
“你在写什么？”海生凑过来。
“写计划。”
“什么计划？”
“回家的计划。”
“可是咱们刚来。”海生不解。
“回家的计划，”钟亦鸣头也不抬，“在你上船之前就应该想好。否则你永远回不了家。”
海生没完全听懂。但他记住了这句话。他回到自己的角落，蜷在那件改过尺寸的外套里，闭上眼睛之前，在脑子里把今天工地上所有的声音都过了一遍——吊车的齿轮声、钢筋落地的撞击声、陆川用日语说的那句话的音调、那个监工从头到尾无视中国工人的沉默。他把那个沉默也记了下来，因为它比声音更有用。
十二月底，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雪不大，落地就化。但工地停工了——不是下雪的原因，是日本人要过元旦。中国人不过日本年，但工地不开工，他们也没活干。关爷让老马给他们送了三天份的年货——米、油、几盒速食拉面、一箱啤酒。老马说关爷年前想见见大家，让你们在新年第一天去他的地方聚一聚。
大晦日那天晚上——日本的除夕夜——歌舞伎町的霓虹灯全亮了。这一晚比平时的任何时候都亮，因为所有俱乐部都在做跨年活动，灯牌和灯笼挂满了整条街。远处增上寺的钟声隐隐约约传来，一百零八下，驱除一百零八种烦恼。日本人穿着和服在街上走，手里拿着御守和祈福的箭矢。有人在烧旧年的护符，纸灰在夜风中飞扬。
十四个人在六叠榻榻米上过他们的第一个日本新年。阿虎用啤酒瓶当麦克风唱福建渔歌，跑了八百个调，被阿龙用枕头砸了三次但还在坚持唱，说要唱到新年来。渔民敲着空酒瓶给他打拍子，节奏完全不对，但敲得很认真。那个辽宁老乡从包袱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教大家打滚子。阿绣在旁边一边看一边继续缝补白天磨破的工作服，由纪给他的那块银座西装店的碎料子里有几块太小不能做衣服的边角，被他缝在了兄弟们的工装膝盖上。他一边听渔歌一边缝，嘴角微微翘着。
钟亦鸣把日文教材摊在膝盖上，在除夕夜继续背单词。阿虎说他没劲，过年还学习。钟亦鸣抬头回了一句：“正月十日までは。”到正月十日为止。阿虎没听懂，问什么意思。钟亦鸣说：在日本，除夕夜还在学习的人，正月里运气最好。阿虎将信将疑地问真的假的。钟亦鸣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骗你的。
海生坐在窗边，没有跟大家闹。他手里拿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他用铅笔画的从公寓到工地的路线图——不是普通地图，是“声音地图”。每一个路口他用不同的符号标注了那里的声音特征：十字路口有自动贩卖机的嗡嗡声，立交桥下有回声，工地入口有一条狗每天早上七点会叫。他把这张纸折好收在口袋里。
陆川站在窗边看着外面的灯火。
他在想一个人。赤松敏宏。那个在银座酒会阳台上对他说过一句让他至今难忘的话的日本人。那个人说“你和我都是异乡人”。他不确定这句话里有几分真。但新年快到了，新年第一天他要去关爷那里——也许就能碰到那个让所有人都摸不透的日本人。
“陆哥，”阿虎喊他，“过来喝酒！”
“来了。”陆川转身，啤酒瓶在霓虹灯的映照下闪着暗金色的光。窗外有人在放小型烟花，金红色的火星在巷子里一闪一闪地亮，照亮了灰色墙面上斑驳的涂鸦。窗内的歌声、笑声、扑克牌摔在榻榻米上的声音混在一起。十四个人在这座全世界最繁华的城市里过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新年——没有红包、没有年饭、没有亲戚走动——但他们有彼此，有刚拿到手的三天年货，有阿虎跑了八百个调的渔歌，有阿绣缝在膝盖上的碎布料，有钟亦鸣计划表上那个比零大一点的小数字。
一九八五年还有几个小时就要过去了。
一九八六年就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