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油小馄饨，比扬州的好吃。”
楼明之点头道谢。
他吃得很快，但姿态不显仓促。谢依兰发现他观察事物的方式——目光快速扫过室内布局，扫过窗外人流，扫过进店客人的手、背包、鞋底。不是刻意，是长期职业训练内化成本能。
“你以前卧底过？”她问。
楼明之放下筷子。
“六年。”
“什么类型？”
“贩毒。”他说，“跨境。”
谢依兰没有追问。
那六年里他一定用过多重化名，扮演过多重身份，见过形形色色地亡命之徒。他一定也受过伤，失去过同伴，亲手逮捕过曾经称兄道弟的人。
那些故事他不说，她就不问。
但有一件事她必须问。
“你师父霍长庚，”她说，“他是怎么被诬陷的？”
楼明之沉默了很久。
窗外走过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他没有回头。
“十九年前，青霜门案发后第三年。”他的声音很低，“师父查到周景川还活着，找到他的藏身地。他约周景川见面，说可以帮他翻案，前提是他必须说出当年的全部真相。”
他顿了顿。
“见面那天，周景川没来。来的是一队纪检。”
谢依兰的脊背微微绷紧。
“他们从师父的办公室搜出二十万现金，汇款账户指向周景川。”楼明之说，“师父被停职，拒绝认罪，三个月后在长江边被车撞死。”
“肇事司机……”
“自称是疲劳驾驶。”楼明之的声音没有起伏，“他在看守所里待了两年，每次提审都背同一套口供。第三年，他改口了。”
谢依兰看着他。
“他说什么？”
“他说那二十万不是周景川给的。”楼明之，“是师父自己从银行取的，他亲眼看见师父把现金锁进保险柜。”
谢依兰的瞳孔微微收缩。
“他改口之后呢？”
“当天晚上，他在监室自缢。”楼明之，“用的是撕成条的床单。”
早餐店的热气在玻璃窗上凝成一层薄雾。老板娘正在后厨炸油条，油锅的滋啦声盖过大部分对话。靠门口那桌新来一对老夫妻，点了两碗豆浆、一客生煎。
楼明之夹起最后一截油条，没有吃，搁在碟边。
“那个司机改口前，有人去过看守所。”他说，“探视登记表上的名字是霍长庚。”
谢依兰没说话。
“霍长庚是我师父。”楼明之说，“他三年前就死了。”
他低下头。
“十九年前，有人冒充他，去见那个司机。”
沉默。
谢依兰看着他握着筷子的手。指节绷得很紧，关节泛白，像在克制某种即将失控的情绪。
“你查了多久？”她问。
“十二年。”楼明之说，“从我警校毕业那年。”
他松开筷子。
“我查到那笔现金确实是我师父自己取的，汇入账户也是他用化名开的。有人给了他一个假希望，让他相信可以用钱买通周景川出庭作证。”
“那笔钱是陷阱。”
“是。”楼明之说，“从他开始查青霜门那天，他就被人盯上了。”
他抬起头。
“盯他的人知道他会找周景川，知道周景川不会赴约，知道他愿意为案子自掏腰包。他们算计好了每一步。”
谢依兰没有说话。
她想起周明远账册上那七十二个名字，想起周师母在暮色里说的那句“明远守了一辈子的秘密，还是没有守住任何人”。
霍长庚守住了秘密吗？
他守住了真相吗？
他没有。
他被诬陷，被杀死，死后还要被冒充身份、被栽赃、被钉在耻辱柱上十九年。
他的弟子花了十二年，才拼凑出他牺牲的全部轮廓。
楼明之站起身。
“走吧。”他说。
谢依兰跟着他走出早餐店。
阳光已经铺满整条巷子，将青石板晒出暖洋洋的气息。那只野猫不知从哪里钻出来，蹲在墙头舔爪子，尾巴悠闲地晃来晃去。
楼明之站在巷口，逆着光。
“你刚才问我，”他说，“为什么帮你。”
谢依兰停步。
“因为你是谢家的人。”楼明之说，“而我师父生前追查的最后一个人，姓周。”
他看着她的眼睛。
“周景川欠他一条命。”
阳光落在楼明之脸上，将那些细密的疲惫照得无处遁形。他四十二岁了，在刑侦一线干了十八年，从缉毒到重案，从卧底到队长，立过三次一等功，受过五次处分，最后因追查师父旧案被革职。
他本该恨这个系统。
但他没有。
他只是沉默地、固执地、像一台不知疲倦的老式机器那样，继续运转。
谢依兰将手伸进口袋，摸到那枚青铜剑穗。
“周景川欠你师父的，”她说，“我替他还。”
楼明之看着她。
“你欠他什么？”
谢依兰没有回答。
她转身，走向巷子深处。
阳光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