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楼明之的声音听不出情绪，“家属认完遗体，我的临时协助身份就结束了。”
他顿了顿。
“八点半，你住的那栋楼下面见。”
电话挂断。
谢依兰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将笔记本合上。
窗外，天终于亮了。
八点二十七分，谢依兰下楼。
楼明之已经等在单元门口。他换了一件深灰色夹克，剃了连夜长出的胡茬，但眼底的血丝出卖了他。副驾驶座上搁着两杯豆浆、一袋包子，杯盖上还凝着水珠。
谢依兰上车。
“苏北哪个方向？”楼明之发动引擎。
“盐城。”谢依兰说，“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在请辞之后很可能去了岳家。”
楼明之没有问“你怎么知道周明远的妻子是盐城人”。他也没有说“这个推理太单薄”。他只是将导航目的地设为盐城市中心，然后把豆浆递给她。
“喝完再干活。”他说。
谢依兰接过豆浆，没喝，握在手心。
“你为什么帮我？”她问。
楼明之看着前方早高峰的车流。
“我师父也有一枚青霜门的令牌。”他说，“他死前三天，把那枚令牌锁进证物柜，钥匙寄给我。没人知道他查到了什么。”
他顿了顿。
“你找到周明远，也许能知道答案。”
车流缓缓移动。
谢依兰终于喝了一口豆浆。已经凉了，但那股豆香还在。
从镇江到盐城，车程三小时四十分钟。
楼明之开得不快，保持在限速边缘，既不超车也不让车。谢依兰发现他每隔五到八分钟会扫一眼后视镜，不是看路况，是看后面跟着的车。
“有人跟？”她问。
“不确定。”楼明之收回视线，“出城那辆黑色帕萨特跟了三公里，到服务区停了。”
“现在呢？”
“换了辆白色面包车，跟了十一公里，刚才拐弯不见了。”
谢依兰没有回头。
她想起昨晚在档案馆门口遇见的那个人——五十岁上下，穿灰色夹克，站在报刊亭前翻一本过期杂志。她进档案馆时他在，她出来时他已经走了。
当时以为是寻常路人。
现在看，没有什么是寻常的。
“买卡特的人。”她说。
“也可能是许又开。”楼明之，“或者第三方。”
“还有第三方？”
“二十年前的案子，死了七十三口人，失踪的剑谱至今下落不明，幕后黑手至今逍遥法外。”楼明之的语气很平，“这种案子，不止两拨人在查。”
他顿了顿。
“也不止两拨人想让它永远沉下去。”
谢依兰没再说话。
她将豆浆喝完，纸杯捏扁，搁进车门储物格。那枚师叔留给她的青霜门信物——一枚指甲盖大小的青铜剑穗——在她掌心微微发热。
不是真的热。
是错觉。
她告诉自己那是错觉。
十一点四十分，车驶入盐城市区。
盐城和谢依兰想象的不太一样。她以为周明远会选择某个偏僻的村落，隐居二十年无人知晓。但导航带他们来的地方是一处老旧的工人新村，六层红砖楼，楼间距逼仄，一楼住户用防盗窗圈出巴掌大的小院，种着半死不活的月季。
“周明远住这儿？”楼明之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不知道。”谢依兰说，“这是周明远妻子娘家的老地址，八十年代的登记信息，不确定她还有没有亲属住这儿。”
她推开车门，走进小区。
秋天的阳光斜斜照过红砖墙，将楼梯间的尘埃照成缓慢飘浮的金粉。三号楼，五单元，四楼左门。
谢依兰敲门。
没有人应。
她又敲了一次。
门内传来极其缓慢的脚步声——不是正常的行走，是拖鞋在地板上一点点拖动，每一步都要停留很久。
门开了一道缝。
门缝里露出一张非常苍老的脸。
老妇人大约八十出头，满头银发梳成整齐的发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开衫。她的眼睑垂得很深，但那双眼睛在看见谢依兰的瞬间，微微亮了一下。
“找谁？”声音沙哑，带着苏北口音。
“请问周明远先生是不是住这里？”
老妇人没有回答。
她的目光越过谢依兰，落在她身后三步远的楼明之身上。又落回谢依兰脸上。
“你是谢家的人。”她说。
不是疑问，是陈述。
谢依兰微微一怔。
老妇人将门完全打开。
“进来吧。”
屋子很小，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款式，但收拾得极其整洁。茶几上压着一块玻璃板，玻璃下压着许多黑白照片，其中一张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婚照——新郎穿中山装，新娘穿列宁装，并肩站在简陋的照相馆布景前，笑容拘谨而真诚。
老妇人让他们在沙发落座，自己去厨房烧水。她的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像在和地心引力较劲，但烧水、取茶叶、温杯、冲泡，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
“周明远是我丈夫。”她将两杯茶放在他们面前，“他走了十六年了。”
谢依兰沉默。
“他走之前说，会有人来找他。”老妇人慢慢坐下，“不是公家的人，是年轻人，姓谢。”
她看着谢依兰。
“他让我把这个交给谢家的后人。”
她起身，走到卧室里，片刻后捧出一只红木匣子。
匣子不大，比手掌略宽，边角包铜，铜皮已泛出暗绿色的锈迹。老妇人将匣子放在茶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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