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萍唱完走进后台，推开化妆间的门，走进去，把门关上。
然后她靠着门板，慢慢滑了下去。
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不是无声的流泪，是压抑到极致之后终于决堤的那种哭。
她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眼泪从指缝里涌出来，止都止不住。
她的肩膀剧烈地抖着，整个人蜷缩在门后，像一只受了伤的幼兽，把自己缩成最小的一团。
她想起东北。
想起奉天。
想起那条她从小跑到大的巷子，想起外公家那扇黑漆大门，门上的铜环被摸得锃亮。
她想起院子里的那些花草树木，一到秋天满院子的香，外婆在树下做针线，她和心萍在旁边追来追去，笑得很大声。
那些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心萍比她大几岁，会唱歌，会弹琴，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心萍教她唱过很多歌，一首一首地教，耐心得很。
心萍说：“依萍，你嗓子好，以后一定能唱得很好。”
那时候还在奉天，还在外公家的老宅里。
心萍坐在窗边，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头发又黑又长，编成一条辫子垂在胸前。
依萍趴在她膝盖上，跟着她一句一句地学。
心萍走的那天，依萍站在门口，看着大人们进进出出，没有人理她。
她第一次面对死亡，她只知道对她最好的姐姐不会再醒过来了，最维护她的姐姐不会再教她唱歌了，不会再对她笑了。
她再也没有唱过心萍教她的那些歌。
不敢唱。
一唱就会想起心萍躺在床上的样子，脸色白得像纸，嘴唇没有血色。
心萍死了一年多以后。
日本人进了奉天城。
她想起外公外婆。
外公是个读书人，藏书满屋，说话慢条斯理的。
外婆慈眉善目，做的一手好点心，每年过年都会给她和心萍做新衣裳。
她想起舅舅和舅妈。
舅舅是个生意人，常年在奉天和哈尔滨之间跑买卖，每次回来都给她带好吃的。
哈尔滨的红肠用油纸包着，俄罗斯的糖果用好看的铁盒子装着。
舅妈会做好看的衣服，她身上有好几件衣裳是舅妈做的，针脚细密，穿着又暖又合身。
舅舅家的表哥比她大两岁，小时候总欺负她，揪她辫子，藏她的东西，但每次她被别的小孩欺负了，第一个冲出去帮她打架的就是表哥。
表妹比她小一岁，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她和心萍后面，走不快就哭，一哭表哥就去哄。
还有隔壁院子的丫丫，扎着两个小辫子，笑起来露出一颗缺了的门牙。
丫丫是她最好的玩伴，她们一起跳房子，一起踢毽子，冬天一起在雪地里堆雪人。
每天早上丫丫会偷偷拿一块家里的热米糕给她，热乎乎的，蘸着酱吃，香得不行。
还有对门的小虎子，比她大一岁，虎头虎脑的，爬墙上树什么都敢干。
有一年冬天，护城河结了冰，小虎子带她去滑冰，她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哭了一路。
小虎子被她妈拎着耳朵来道歉，手里还捧着一包糖炒栗子，说是赔罪的。
还有很多很多人。
教她写字的私塾先生，留着山羊胡子，戒尺打手心是真疼。
陆家后门卖糖葫芦的老爷爷，每次见了她都多给一颗最大的山楂。
隔壁巷子的王婶，做的黏豆包最好吃，每年过年都会送一笼过来陆家。
这些人，这些面孔，她以为自己忘了。
可是站在这台上，唱着“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时候，他们一个一个全都冒了出来，像潮水一样，挡都挡不住。
日本人进城的时候，最先抢的就是外公家。
那么大的宅子，那么多的藏书，那么多的家产，一夜之间全没了。
外公外婆死在日本人手里。
舅舅那时候正好从哈尔滨回来，撞上了那场劫难，也没能逃出来。
舅妈带着表哥表妹跑了，跑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是死是活，也没有人知道。
丫丫一家呢？
小虎子一家呢？
私塾先生呢？
卖糖葫芦的老爷爷呢？
王婶呢？
他们都还在吗？
都还活着吗？
她不知道。
她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从奉天逃出来，辗转到哈尔滨，找到陆家，带来消息，让他们快跑。
在哈尔滨沦陷之前，陆振华丢下东北的一切，带着她们来了上海。
傅文佩什么都没带，只拿了她母亲留给她的一件遗物——一枚玉佩，还有一包细软。
牵着依萍的手，跟着陆振华，从东北逃到上海。
一路上全是死人。
路边的，水里的，沟里的，到处都是。
依萍不敢看，把脸埋在傅文佩的衣襟里，但那股味道——尸体的味道——她到现在都记得。
风一吹，就飘过来，怎么躲都躲不掉。
后来到了上海，陆振华重新立起来了。
那些人，那些书，那些花，那些在院子里跑来跑去的日子，全都回不来了。
再后来，她们被赶出了陆家。
依萍的哭声越来越控制不住了。
从无声到出声，从压抑到放开。
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整个人都在发抖，像是要把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眼泪，一次性倒空。
门被推开了。
陈明昊站在门口，他看着蜷缩在门后、哭得浑身发抖的依萍，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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