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尔顿说“调解人”这三个字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些荒唐。大英帝国，曾经的世界霸主，现在用“调解人”这个身份作为筹码来谈判。但他没有别的筹码了。
韦格纳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茶，然后把茶缸放回桌上，转动了一下角度，让把手朝向自己。
“奇尔顿先生，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停止了对英国共产党的援助——你确定英国的局势就会稳定下来吗？”
“你确定那些已经升起红旗的城市，会因为德国停止援助就自己把红旗降下来？你确定利物浦码头工人会扔掉手里的步枪，回到那个连热水都没有的屋子里，继续等你们的合法渠道给他们一个说法吗？”
韦格纳摇了摇头。
“不会。不是因为他们在等我们的援助，是因为他们已经站起来了。我相信一个站起来的人，不会再让自己跪下去。”
“奇尔顿先生，我这样回答你好了。德国政府不会停止对英国共产党的援助。
倒不是因为我们要和英国政府作对，是因为我们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正义的。他们有权利获得国际主义者的支持，就像你们当年支持俄罗斯的白军一样。”
奇尔顿的脸微微涨红了。
“韦格纳主席，你这是——”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韦格纳的声音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你可以不同意，也可以抗议，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必要的外交动作。但这不会改变德国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立场。”
奇尔顿沉默了很久。
“韦格纳主席，”奇尔顿抬起头，声音比刚才低了很多，
“如果我告诉你，英国政府愿意做出一些让步呢？比如——承认北方解放区的某种程度的自治？比如——在贸易政策上向德国倾斜？比如——减少在全球范围内对德国利益的制衡呢？”
韦格纳看着他。
“奇尔顿先生，你说的这些，不是你能决定的。即使你能决定，也不是现在能决定的。
因为现在——你代表的那群人，他们连自己能不能在伦敦站住脚都没有把握。一个连自己都保不住的人，拿什么来和别人做交易呢？”
奇尔顿的脸色白了，他知道韦格纳说的是对的。一个连伦敦能不能守住都不知道的政府，拿什么来和德国人讨价还价？他们能给的，德国人不需要；德国人需要的，他们也给不了。
“韦格纳主席，”奇尔顿站起来，
“您的话，我会一字不差地报告给伦敦。英国政府的立场不会改变——我们不会承认任何非法组织，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内政干涉，也不会在任何压力下屈膝的。”
韦格纳也站了起来。
“奇尔顿先生，我理解你的立场。我也希望你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是英国人民的敌人。
我们从来不是。如果有一天，英国人民自己选择回到你们那个‘合法的渠道’——如果他们自己把那面红旗降下来，自己放下武器，自己回到你们的议会选举中去——我们会尊重他们的选择。
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我们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支持的。”
奇尔顿没有再说。
他伸出手，韦格纳握了握。两只手在办公桌的上方短暂地接触了一下，然后分开。一只仿佛代表正在沉没的帝国，另一只则代表正在上升的世界。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四时。
英格兰中部，特伦特河以南。
这片丘陵地带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一直安静得近乎无聊。没有矿山，没有工厂，没有码头上日夜不停的吊机轰鸣。
只有麦田、牧场和散落在缓坡上的石头村庄，村庄教堂的尖顶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但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即将要记住一个日子。
特伦特河以南的城镇叫做斯托克顿。
不大，不到两万人口，但它卡在两条公路和一条铁路的交汇处，像一把锁，锁住了北方红色区域向南延伸的咽喉。政府军在这里驻扎了将近一个团的兵力——三千二百人，外加十二门野战炮。
指挥这个团的是陆军上校阿利斯泰尔·克劳福德，五十一岁，在索姆河的泥泞里爬出来过，在爱尔兰独立战争中杀过人，算是英军老牌指挥官的代表人物。
斯托克顿以北不远处就是英国红军南线部队的集结地。
指挥这支部队的是乔治·布里格斯同志，他的部队在南线已经集结了三天。
而在斯托克顿以东四十公里，另一支英国红军部队正在向西推进。
那是从林肯郡方向来的东线部队，指挥官是艾德蒙·罗伯茨同志。
他是剑桥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历史，当过中学教师。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因为在课堂上宣传社会主义被开除教职，此后一直在东盎格利亚的工人和农民中间做组织工作。
他的部队人数更少，只有两千二百人，但装备比布里格斯好得多——因为他们离海岸更近，德国人的补给船从北海直接开进了亨伯河口，武器弹药卸得比南线顺畅得多。
两支部队的任务只有一个——拿下斯托克顿，打通南北交通线，把解放区从特伦特河以南一路铺到亨伯河口。
会师之后，英国红军在英格兰中部的控制区就连成一片了，从利物浦到赫尔，从曼彻斯特到诺丁汉，将近四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真正的解放区。
这是英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定下的目标——七月二十五日之前，两路红军在斯托克顿会师。
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四时三十分，斯托克顿以北。
布里格斯手里举着一具从政府军手里缴获的炮兵望远镜。
麦田的那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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