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营在河沟后面的坡地上组织了三轮防御，每一轮都被冲散了。
不是敌人太强，是扛着炸药包的老百姓太多，打不得，骂不听，拦不住，挡了前面的，后面的又冲上来。
上午十点，第一道防线丢了。
中午十二点，第二道防线也丢了。
下午两点，恩加伊在第三道防线的指挥部里接到报告:
萨莱的人已经占领了河沟，正在向前沿阵地的两翼迂回。
如果两翼被包抄，第三道防线也守不住，那么整个班吉以北的防线就要全部崩溃了。
拉莫尔站在地图前，手指点着几个正在标注的红箭头。
“萨莱学聪明了，不用他的人正面冲，用老百姓当盾牌。
他的人从两翼包抄，避开我们的机枪正面。”
他向恩加伊报告伤亡数字:
阵亡的数字还在统计，但伤员已经快把野战医院挤爆了。
更糟的是，弹药消耗得太快，机枪子弹已经用了一半，步枪子弹也只剩下两个基数。
恩加伊望着墙上那面红旗，沉默了很久。
“还能撑多久？”他问。
“最多三天。”拉莫尔说，
“弹药不够了，人也累了，战士们连着打了几天没合眼。而且……士气也开始低落了。”
恩加伊知道“士气低落”意味着什么。
不是战士们不勇敢，而是当他们看见那些扛着炸药包冲上来的老百姓时，当他们看见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在枪林弹雨中倒下时，当他们看见自己的战友被老百姓拉响的炸药包炸死时，他们心里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保护的人，为什么要杀我们？
拉莫尔低声说:
“萨莱这一手，够狠。”
“他打中了我们的七寸。”恩加伊说，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不能对人民开枪。他知道我们不能，所以他用人民来打我们。
我们退，他就进；我们撤，他就追；我们犹豫，他就包抄。
他把我们的原则变成了我们的弱点。”
“那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一直退吧，再退就退到班吉城下了。”
恩加伊没有回答。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部直通前线的电话。
“一营吗？我是恩加伊。让所有连队的指导员来开会。”
下午四点，前沿阵地。
十几个指战员挤在半地下的指挥部里，恩加伊站在他们面前，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那些帮着萨莱打我们的人。
你们在想，我们的战友被老百姓炸死了，我们还要不要保护老百姓。
你们在想，我们坚持原则，原则能不能救我们的命。”
没有人说话。
恩加伊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
“这些问题，我也在想。
从今天早上开始，一直在想。到现在，我没有答案。”
他把烟夹在指间，望着那些疲惫的、满是尘土的脸。
“但有一件事我知道——如果我们今天对老百姓开了枪，我们就不是人民的军队了。
如果我们不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和萨莱有什么区别？
和殖民者有什么区别？
和那些拿枪逼着老百姓送死的人有什么区别？”
“萨莱为什么能逼着老百姓给他当炮灰？因为他手里有枪，他能杀人。
我们为什么不能对老百姓开枪？因为我们手里也有枪，但我们的枪是用来保护人的，不是用来杀人的。
这就是区别。这个区别，比一个阵地、一场仗、一次胜利都重要。
因为这个区别，才是我们和萨莱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这个区别，才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愿意相信我们的原因。
因为这个区别，才是我们最后能赢的理由。”
他望着指导员们。
“这些话，说给战士们听。一个字不漏地说。
告诉他们，坚持住。再熬一熬。援军已经在路上了。”
当天夜里，恩加伊独自坐在指挥部里，面前摊着一张从非洲地图。
地图上标注着德法顾问们根据各方情报推演的萨莱兵力部署、火力配置、补给线、退路。密密麻麻的箭头和标记，全是纸面上的推演。
可到了真正的战场上，萨莱根本不按推演来。
他把老百姓推在前面，自己的人跟在后面，用最简单、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把纸面上的所有计算都碾碎了。
“黑猫有黑猫的道，白猫有白猫的道。”
恩加伊喃喃自语，
“韦格纳同志，你说过，要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不同的革命方式，可萨莱这个混蛋，也算是当地的‘特殊情况’啊，他这辈子不干人事，专干这种下三滥的东西。”
窗外，前线的枪声一阵紧过一阵。
萨莱的人还在不断往前沿阵地施压，用机枪、用迫击炮、用老百姓——用什么都要把人往前推，把他们从这道防线上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