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知道那是为什么。
她自己也是一名理发师，这本身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赫尔塔在店里给顾客理发时总会和他们聊天，聊聊家常，聊聊物价，有时也聊聊政治。
有一次她跟一个老太太聊起西班牙，老太太拉着她的手说——
“我儿子也去了西班牙。他去年写信说，那边的孩子太苦了，连鞋都没得穿。
我寄了三双布鞋去。
后来他回信说布鞋收到了，说那边的孩子穿上后高兴得满村子跑。我听着心里又高兴又心疼。”
赫尔塔说，“你说那些国际纵队的年轻人——他们图什么？”
弗里尔说：
“图个道理。”
“什么道理？”
“人不能像牲口一样活着。”
赫尔塔想了想，说：
“这理我也讲不明白。但我知道一件事——我要是也年轻十岁，我也去。”
弗里尔到现在也没想明白，她说的“那些人”到底是指谁。
但他知道她在说什么——当一个人选择为别人去死的时候，他不是在死，他是在证明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比活着更重要。
车子出了市区，上了高速公路。
弗里尔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了一会儿。
他想起一九一九年刚进厂那会儿的样子。
那时候他还不到二十岁，刚从部队退伍。
战争已经结束，旧的帝国军队已经解散，新的魏玛政府刚刚成立。
柏林街头到处都是失业工人，排着长队领救济汤。
弗里尔没有去排队。
他父亲是社民党党员，在战前的葬礼上认识了一位老同志——那人后来成了德共柏林市委的委员。
他给弗里尔写了封介绍信，让弗里尔多去打听打听。三天后，那时候还不叫柏林第一机械厂的厂子录用了他。
头几年日子紧巴巴的。
工资不高，物价也不稳，能糊口已经是万幸了。
但有一点不同——厂里成立了工人委员会。
弗里尔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工人委员会会议时的场景。那是个冬天的晚上，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吵得不可开交。
讨论的议题是：厂里的利润分配方案，是该多上缴国家，还是该多留点给工人自己。
“多缴国家！国家搞建设需要钱！我们苦几年，将来好。”
说话的是车间工会主席。
“凭什么我们就该苦几年？我们苦了几年了？”
那是弗里尔当时的班长，一个从鲁尔区来的老工人，
“资本家在的时候我们苦，现在自己当家做主了还苦？那革命不是白搞了吗？”
“谁说不搞建设了？建设要搞，工人也要活。
你让工人每月拿这么点工资，孩子都养不活，谁还有心思想干？”
吵了不知道多久，最后举手表决。
决定利润五五分——一半上缴国家，一半留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隔了没几天，工人委员会通过了第一项福利措施：
每年夏季，厂里组织工人去海边疗养。
今年是弗里尔第五次参加这个活动了。
头几年他是单身汉，跟工友们挤在宿舍里，白天在沙滩上踢球，晚上围着篝火唱歌。
后来娶了赫尔塔，生了孩子，工厂给的福利也越来越好。
现在的疗养是拖家带口的，住的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家庭房，食堂里照着营养师的建议搭配菜品。
他想起了父亲。
他父亲在战前也是钳工。
在弗里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记得有天父亲下班回来，手指头包着脏兮兮的绷带——那是一台老式冲床压的，三根手指当场就没保住。
厂里的资本家给了五十马克的慰问金，然后让他回家养伤去了。
养了三个月，伤好了，回去报到，工头说“你年纪大了，手又不灵便，厂里不需要人了”。
“不需要人了。”弗里尔到现在也忘不了这句话。
他父亲那年才四十七岁。
四十七岁被赶出厂，没有养老金，没有工伤赔偿，什么都没有。
那台吃了他三根手指的冲床还在车间里轰隆轰隆地转，一直转到弗里尔进厂的那一年才淘汰。
“弗里尔，想什么呢？”
库尔特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什么。”弗里尔睁开眼，“就是突然想起我父亲了。”
库尔特也识趣的没有再问。
车窗外田野越来越开阔，偶尔可以看见成群的拖拉机停在田边——红色的团结牌，车头挂着工农的标志。
库尔特放慢车速，看了一眼那几台拖拉机。
“听说明年要出新的型号，能翻地、播种、施肥一次完成。”
“是吗？”弗里尔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那得多少钱？”
“厂里不是说过了吗？合作社买的话有补贴，好像是补百分之四十，农场集体购买另有优惠。”
库尔特踩下油门，驶过一个路口，
“我家隔壁那个农民同志，去年买了台旧型的，高兴的不得了。
他以前种地靠牛，一头牛耕一天，累死累活也就耕那么两亩。
现在拖拉机开上去，烟一冒，地就翻完了。”
车子拐进一条林荫道，两边是高大的橡树，枝叶在头顶交织成一条绿色的隧道。
道路的尽头，蓝色的海平线徐徐铺展开来。
疗养院是座三层楼的红砖建筑，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
弗里尔推门进去，前台值班的女同志抬起头，露出大衣下鲜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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