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柏林东区的一栋工人住宅楼里，弗里尔·贝克斯被闹钟吵醒了。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才想起来——今天是他年假的第一天。
弗里尔翻了个身，伸手去够床头柜上的烟。
烟盒旁边放着一本书，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德文译本，建设出版社发行，封面是一幅黑白木刻：
一个持枪的士兵站在山脊上，背后是硝烟弥漫的天空。
弗里尔拿起那本书摩挲着封面上士兵的轮廓，看了看昨晚夹书签的那一页，又放了回去。
厂子里面已经组织好了，今天集合一起出发去海边旅游。
弗里尔今年三十四岁，柏林第一人民机械厂的五级装配钳工。
五年工龄，八年党龄，三个孩子。
厂里的人提起弗里尔都说——他干活是一把好手。
弗里尔推门走进阳台，隔壁的舒尔茨大叔已经在他家的阳台上面刷牙了。
“弗里尔，今天去海边？”
舒尔茨嘴里含着牙刷，含混不清地问。
“嗯。和库尔特他们一起去。”
“好时候啊。
多拍几张照片，回来给我看看。
我儿子也在那边疗养，说不定你们能碰上。”
舒尔茨吐掉泡沫擦了擦嘴，
“你是不知道，我年轻那会儿——别说疗养了，连病假都不敢请。请一天假扣三天工资，怕丢了饭碗。
哪像现在，厂里主动催你休假，还给你报销路费。”
弗里尔笑了笑。
他和舒尔茨闲聊一阵一致后就出来回到自己屋里，妻子赫尔塔已经把旅行袋收拾好了。
她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理发师，在区合作社理发店上班。
赫尔塔正弯腰往袋子里塞孩子们的换洗衣服。
“你那条蓝格子的泳裤我已经塞进去了，在侧袋里。
还有你的刮胡刀、哦对了，工会发的旅行券也塞你钱包里了，别弄丢了。”
“知道了。”
“孩子们的救生圈呢？”
“在阳台上晾着，干了我就去拿的，不会忘。”
赫尔塔直起腰，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
“弗里尔，你倒是把你那本书装好啊？你不是说要在火车上看吗？”
弗里尔这才想起那本海明威的书还没有塞进包里。
他走回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书翻开扉页——建设出版社的版权页上印着一行小字：
“本书首印二十万册。”
弗里尔想起了前几天在《红旗日报》上看到的新闻：
这本书在德国、苏联、法国、意大利等十七个国家同步发行，首日销量破百万。百万读者。
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弗里尔不是爱读书的人。
上次从头到尾读完一本还是挺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那时候他刚当上班长，在去维也纳开会的火车上翻完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但这回不一样。
厂里的青年团员在车间里那场争论，让他动了买书的念头。
几个刚从技校毕业的小伙子争论海明威算不算社会主义作家，吵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弗里尔在旁边听了一耳朵，心想还是自己买来读读最省事。
他到合作社书店排了四十分钟队才买到一本书。
之后工人委员会的夏伊德曼同志在支部会上提了一句，说这本书写的是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打仗的事。
弗里尔就想起了自己也参加的那场西班牙解放斗争。
他们来的是第二志愿旅——不光柏林第一机械厂，全德国的工厂、农庄、机关都在几天内抽调人。
那时候的弗里尔报完名回到车间的时候，他的车床上已经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弗里尔同志，放心去，加油！”
弗里尔把书塞进旅行袋侧袋，拉好拉链，弯腰系鞋带。
窗外的柏林在东方的晨光里渐渐清晰起来。
远处亚历山大广扬上的电视塔还在施工，钢架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
弗里尔系好鞋带，提起旅行袋。外面传来库尔特的喇叭声。
他们下楼。
赫尔塔锁好门，三个孩子蹦蹦跳跳地跑在前面，弗里尔走在最后面，提着两个旅行袋，肩上还挎着一个帆布背包。
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
车子发动了。
弗里尔坐在副驾驶座上，望着窗外。
柏林在身后慢慢退去——先是东区的老住宅楼，外墙刷着淡黄色的涂料，阳台上摆满了天竺葵；然后是解放的公园，晨练的老人正在溜达；接着是市中心，菩提树下大街两侧的栗子树开满了花。
库尔特开得不快，正好让弗里尔能看清街上的景象。
他看见一家书店门口排着长队——大清早的，才七点多。
队尾已经拐过了街角。
队伍里多数是穿着工装的年轻人，也有些人穿着白衬衫的机关干部。
“这些人是在等什么？”他问。
“海明威，那本《丧钟》。今天有新书发布会，据说有编辑现场签售。
再说排队买书的有几个是为了签名？他们就是想早一点拿到书。”
开车的库尔特撇了撇嘴，
“我老婆昨天排了两个小时才买到。她读到凌晨三点，今早起不来床了。”
弗里尔笑了。
“你看完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妻子赫尔塔。
“看了一部分。看到最后哭了一场。”她说，
“那个罗伯特·乔丹……他明明可以撤退，为什么要留下？”
赫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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