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一样了。法国那边是红瓦白墙，德国这边是灰瓦黄墙，窗户上挂着花篮，窗台上摆着花盆，红的、黄的、紫的，在秋日的阳光下开得正艳。
法兰克福到了。
这是温菲尔德进入德国后的第一站。
站台上人很多。有人下车，有人上车，有人拎着公文包匆匆走过，有人站在报摊前翻看杂志。报摊上摆着几十种报纸和杂志。
温菲尔德走过报摊的时候，瞥了一眼——《红旗报》《柏林日报》《人民观察家》《建设》《妇女之声》《青年先锋》。
温菲尔德上了去柏林的火车。
这是他这趟旅程的最后一程了。
车厢里坐满了人。
有穿着工装的男人，有穿着西装的男人，有穿着裙子的女人，有穿着制服的学生。
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聊天，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看窗外的风景。
温菲尔德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靠窗，把皮箱放在行李架上，坐下来。
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胸口别着一枚徽章——德国共产党的党徽。
他正在看一本书，书很厚，封面上印着“辩证唯物主义”几个字。
温菲尔德坐下的时候，他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看书。
温菲尔德把目光移向窗外。
火车开动了。
法兰克福的市区渐渐远去，高楼变成矮楼，矮楼变成厂房，厂房变成田野。德国的田野跟法国的田野不一样。
德国的田野是大块的、整片的、一望无际的。
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工地。塔吊林立，脚手架密密麻麻，几百个工人在上面忙碌着。
温菲尔德眯着眼睛看了半天，看不出在修什么。旁边的年轻人抬起头，顺着他的目光看了一眼。
“高速公路。”他说。“柏林到法兰克福的高速公路。明年就通车了。到时候，开车只要四个小时。”
年轻人合上书，
“同志，你是来旅游的吗？”
“算是吧。”温菲尔德的声音很平静。
“那你就应该去柏林看看。”
年轻人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自豪感觉。
温菲尔德没有接话。
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说“是吗”？太假。说“我不信”？太蠢。
他只能点了点头。
窗外的风景从田野变成了小镇，小镇变成了城市，城市变成了更大的城市。
工厂的烟囱冒着白烟，在蓝天下像一根根白色的柱子。
住宅区一排一排的，整整齐齐，屋顶是红色的，瓦片在阳光下闪着光。
每个住宅区旁边都有绿地，有树，有花坛，有秋千，有滑梯。
孩子在草地上跑，老人在长椅上坐，年轻人在打羽毛球。
温菲尔德想起伦敦的东区。
想起那些挤在一起的、黑乎乎的房子，想起那些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想起那些在街上捡煤渣的孩子。
他摇了摇头，把心理愈荒谬的念头甩了出去。
火车逐渐慢了下来，是柏林到了。
温菲尔德拎起皮箱，下了车。站台上人很多，但不挤。人们从车厢里走出来，走向出口，脸上带着一种从容的的表情。
温菲尔德走出车站，站在广场上，抬起头，看着这座城市的天空。
天是蓝的。不是伦敦那种灰白色，是真正的、透亮的蓝色。
火车站外面的广场很大。
广场中央有一个喷泉，水柱在阳光下闪着银光，溅起的水雾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淡淡的彩虹。
喷泉周围坐着不少人，有的在吃冰淇淋，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喂鸽子。
那鸽子也不怕人，大摇大摆地在人的脚边走来走去，咕咕地叫。
温菲尔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从井底跳上来的青蛙——以前只能看到一小片圆形的天空，现在突然看到了完整的世界。
温菲尔德眯着眼睛，心里有些不适应。
他在英国活了这么多年，自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好日子”。
现在他站在柏林的街头，看着那些德国人，忽然发现，他不知道。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日子。
温菲尔德把皮箱换到左手，把帽檐往下压了压，缓缓走进了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