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波兰南部，扎布诺村。
工作队进村的第七天。
亚当·科瓦尔奇克蹲在一颗树下，手里端着一碗热汤。
汤是维特克大叔的老伴送的，里面还有几片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咸肉。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过一顿热乎饭了，端着碗的时候手有些抖。
亚当每天早上五点起来，一家一家地敲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天黑透了才能歇息。
“亚当同志，再来一碗吧？”维特克的老伴站在门口，手里端着锅。
“够了够了，您留着给维特克大叔喝吧。”
“他喝过了。今天胃口好，喝了两碗。”老太太把锅放在地上，在亚当旁边蹲下来，看着他喝汤，“亚当同志，我跟你说个事。”
“您说。”
“今天早上，隔壁的斯坦尼斯瓦夫来找我，说他想去听你们的课。问我能不能带他去。”
斯坦尼斯瓦夫就是那个在村口说“神父说了，这是天主的惩罚”的老头。
上次亚当来的时候，他站在人群最前面，后来亚当在村里做宣传，他每次也都在，每次都站在最远的地方，听完了就走，从不说话。
“他怎么说？”
“他说，他想通了。他说，他信了一辈子天主，天主没给他带来什么。马祖尔同志来了四年，水渠修了，合作社建了，日子好过了。他说，他以前是被骗了。现在他想跟着共产党走。”
亚当把碗里的汤喝完了，把碗还给老太太。
“大娘，明天晚上我们在村口放电影，放一部新片子。您让斯坦尼斯瓦夫大叔来。看完电影，我跟他聊聊。”
老太太点了点头，端着锅回去了。
亚当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看着村子里的景象。跟一个星期前完全不一样了。
村口的大橡树下，几个老头在晒太阳，有人抽着烟，有人在聊天。
看见亚当走过来，有人朝他点了点头，有人喊了一声“亚当同志”。
不是所有人都转变了。但大部分人，至少不再抱有敌对情绪了。
这是第七个村子。
亚当走过了七个村子，每个村的情况都不一样，但趋势是一样的——最开始阻力很大，工作队进不去，老百姓躲着走；
然后村里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始发挥作用，帮着做工作；
然后有人开始听，有人开始问，有人开始信。
玛丽亚说这是“磨”。
磨嘴皮，磨鞋底，磨时间。
亚当觉得她说得对。但他觉得还有一样东西——是牺牲的同志们用命换来的信任。
老百姓信的不是他亚当，不是工作队，是牺牲的同志们。
九月二十五日，华沙，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
沃伊切赫夫斯基坐在办公室里正看着一份名单。
名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地址、身份、活动轨迹。
这是过去两周内，内务部从南部灾区收集到的情报。
“这些人，”沃伊切赫夫斯基用手指在名单上划了一道线，“全部确认了？”
坐在他对面的是内务部行动处处长，
“是的，全部确认了。
每一个人的身份、住址、活动规律、联系人，都摸清楚了。
一共三十七人。其中十七人是在灾区附近游走的反动宣传分子，专门在受灾村子里散布谣言、发传单、煽动对抗。
另外二十人是旧神职人员，政治改革之后被取缔了，但一直秘密活动，跟那些宣传分子有联系。”
“我们的抓捕方案定在了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同时行动。
南部灾区十七个目标，克拉科夫、卢布林、拉多姆三个城市二十个目标。一共三十七个点，每个点一个行动小组，四到六人。不惊动群众，不扩大影响，抓了就走。”
沃伊切赫夫斯基点了点头，把名单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
“那些神父，抓了之后记得单独关押。不跟普通犯人混在一起。
审讯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
“审讯工作，你亲自抓。问出东西来，马上报给我。”
“明白。”
行动处处长站起来，敬了一个礼，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四点，布雷尼察村。
三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的路边，十二个人从车上下来，他们分散开，沿着村里的土路，朝三个方向摸去。
第一个目标，是村东头的一栋旧房子。房子的主人叫格热戈日·马莱茨基，五十多岁，战前是民族民主党的地方干部，政变后跑到了乡下，洪水之后，他开始在村里活动，发传单、传谣言、组织秘密集会。
当地群众举报了他。
行动小组摸到了房子门口。
一个队员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从门缝里伸进去，轻轻一拨，门闩开了。
四个人闪了进去。卧室在左边，门半开着。床上躺着一个人，还在睡。一个队员扑上去，捂住了他的嘴，另两个人按住他的手脚。动作干净利落，人直接就被控制住了。
马莱茨基的眼睛猛地睁大了，拼命挣扎，但嘴被捂住了，只能发出含混的“唔唔”声。
“格热戈日·马莱茨基，”一个队员的声音压得很低，
“你被捕了。罪名是——散布谣言、煽动对抗、从事反国家活动。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呈堂证供。”
马莱茨基停止了挣扎。他的脸涨得通红，眼睛里全是恐惧。
他被从床上拖起来，套上一件外套，蒙上眼睛，带出了房子。
同一时间，克拉科夫。
目标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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