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日，扎布诺村。
亚当·科瓦尔奇克站在村口的土路上，身后跟着一个是从华沙派来的宣传干部，叫玛丽亚·沃伊切霍夫斯卡；一个是水利工程师，叫扬·格拉布斯基；还有两个是从克拉科夫省委调来的年轻党员，一男一女，都是二十出头，刚从党校毕业，眼睛里还带着学生气。
他们的车上拉着电影放映机和几卷胶片，还有一摞新印的宣传册。
马祖尔同志的照片，洪水冲垮堤坝的照片，维斯瓦河的水位图，还有从德国同志那里拿来的科教片，讲雨是怎么形成的、河水为什么会涨。
上次亚当和汉斯来的时候，这里站着几十个人，拿着棍棒和草叉。今天，村口一个人都没有。
“人呢？”年轻的男党员托马什问。
“躲起来了。”亚当把烟掐灭，扔在地上，
“那些谣言说我们是主的敌人，老百姓怕跟我们接触会遭天谴。”
“那我们怎么办？”托马什问。
亚当想了想。“进村。一家一家地敲门做工作吧。
总之，要让群众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玛丽亚把肩上的布包往上提了提。“亚当，你这样效率太低了。一个村子几百户人家，一家一家地敲，要敲到什么时候？”
“效率低也得敲。群众工作快不了。”亚当迈开步子，朝村子里走去。
亚当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敲了几下。
“有人吗？我们是共产党的工作队。来跟大家聊聊洪水的事。不开门也行，我就在门口说。”
见没人回应，亚当清了清嗓子。
“我知道你们怕。怕跟我们说话会遭天谴。但你们想过没有——天谴是什么？天谴是房子倒了没人修，是地淹了没人帮，是冬天来了没有粮食。
天谴不是主降下的，是洪水带来的。洪水是自然灾害，不是天罚。
我们共产党不信天主，但我们信科学。
科学告诉我们，洪水是因为雨下得太大了，山上没有树，河里没有堤。
我们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是来帮你们修房子、修堤坝、发粮食的。”
亚当继续说。
“马祖尔同志你们也认识。他在村里干了四年，修水渠，办夜校，建合作社。
他是共产党，他也不信天主。但你们能说他不是好人吗？
他为了救维特克大叔，自己被洪水冲走了。你们说，如果真的有神，他会惩罚一个舍己救人的人吗？”
还是没有反应，亚当没有气馁。他转身走向下一家。
第二家，门开着。
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正在磨着一把镰刀。
亚当蹲下来，跟他平视。
“大叔，我是共产党的工作队。能聊两句吗？”
男人没抬头。“聊什么？”
“聊洪水。聊马祖尔同志。聊你心里想的事。”
男人的手停了一下，
“马祖尔同志是好人。”他说。“但他不该死。”
男人抬起头，看着亚当。
“好人不该死。”
“大叔，马祖尔同志是为了救维特克大叔死的。维特克大叔你认识吧？村里的老人，腿脚不好。水来了，他走不动。马祖尔同志背着他，在水里走了几百米，把维特克大叔交给了安全的人，自己被水冲走了。
这不是天罚，这是牺牲。牺牲自己，救别人。”
男人手里的镰刀停了下来。他看着亚当，嘴唇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
亚当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大叔，我们下午在村口放电影。讲雨是怎么形成的，河水为什么会涨。你可以来看看。”
下午，村口的大橡树下。
电影放映机架好了。幕布挂在两棵树之间，白布在风中轻轻晃动。亚当和玛丽亚在调试机器，托马什和另一个年轻女党员在准备宣传册。格拉布斯基工程师蹲在地上，摆弄着一台水位仪的模型。
来看的人不多。十几个，全是老人和孩子。他们站在远处，远远地看着。
亚当没有催。他让托马什把喇叭的音量调小了一些，然后开始放电影。
第一段，是雨的形成。动画片，简单明了——太阳晒，水蒸发，变成云，云遇冷，变成雨。没有天主，没有神罚，只有水循环。
第二段，是维斯瓦河的水位图。格拉布斯基工程师站起来，拿着一个木棍，指着幕布上的图，开始讲解。
“同志们，乡亲们。这是维斯瓦河。这是杜纳耶茨河。
七月十六号，塔特拉山上下了一场大暴雨，一天一夜下了二百五十五毫米。
你们知道二百五十五毫米是什么概念吗？就是一平方米的地上，落下了二百五十五升水。
你们家里用的水桶，一桶能装十升。二百五十五升，就是二十五桶水。
一平方米的地上，倒了二十五桶水。水从山上冲下来，汇到河里，河里的水涨了，漫过了堤坝，淹了你们的房子和地。”
“这不是天主发怒。这是科学。雨下得太大，山上没有树，河里没有堤。所以洪水来了。”
有人开始窃窃私语。
一个老人举起了手。
“维特克大叔，您有什么问题？”
维特克的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能听见。“你说没有天主。那教堂里的神父，为什么要骗我们？”
亚当和玛丽亚对视了一眼。玛丽亚点了点头，示意她来回答。
“维特克大叔，这个问题我来回答。”玛丽亚走上前，站在幕布旁边。
“我从小在天主教家庭长大。我父母都是天主教徒，我小时候也信天主。后来我上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