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九月，波兰南部，扎布诺村附近。
洪水退去后的第一个月，重建工作在各方的支援下迅速展开。
德国的无息贷款到位了，苏联的卡车和工程队开进了灾区，波兰共产党更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修堤坝、盖房子、清淤泥、种冬小麦。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有些东西也开始借着重建的机会露头了。
距离扎布诺村不到十公里的一个镇上，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楼里坐着七八个人，围在一张长桌前。
坐在首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叫瓦迪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战前是民族民主党的地方干部，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当过一届议员。
政变后他跑得快，躲到了乡下，用假名字活了两年。
洪水来了之后，他觉得机会也来了。
“先生们，”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压得很低，
“洪水是天灾，但共产党把天灾变成了人祸。老百姓的房子倒了，地淹了，粮食没了。
共产党在干什么？他们在修堤坝，在发救济粮，在组织重建。这也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机会！”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坐在他对面的马切伊·杜布罗夫斯基问道。
“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这场洪水是上帝降下的惩罚。”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不高，
“波兰人民是天主教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执政，上帝发怒，降下洪水。这个逻辑，老百姓听得懂。”
杜布罗夫斯基推了推眼镜。
“但这个逻辑有一个漏洞。德国和苏联也派了人来救灾。德国是无神论国家，苏联也是。如果上帝要惩罚无神论者，为什么不直接劈死韦格纳和斯大林？为什么要淹波兰的老百姓？”
“泥腿子们可不会想那么深。”科莫罗夫斯基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
“他们只会看到的是——共产党上台之后，教堂关了，神父被抓了，宗教课取消了。
然后洪水来了。一加一等于二。他们不需要逻辑，只需要因果。”
“那德国人和苏联人呢？老百姓也看到了他们的卡车和帐篷。”
“德国人和苏联人是共产党的同伙。同伙也是无神论者，一样该受惩罚。
但上帝惩罚的是波兰，因为波兰人背叛了信仰，引狼入室。”科莫罗夫斯基弹了弹烟灰。
“这个说法，我已经试过了，在一些农民的心里还是很有市场的。”
杜布罗夫斯基沉默了几秒钟。
“那原先教堂神父那边都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克拉科夫教区有几个神父愿意帮忙。他们不直接出面，但可以提供掩护、提供场所、提供信徒名单。老百姓信他们，神父说一句话，比我们说一百句管用。”
“安全吗？”
“不安全。但值得。”科莫罗夫斯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共产党现在忙着救灾，顾不上我们。等他们忙完了，就该回头来收拾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这个窗口期，把种子撒下去。”
“杜布罗夫斯基，明天你去一趟扎布诺村。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被洪水冲走了，新书记还没到任，现在是个权力真空期。
村里的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最深，你到那里要做的，不是跟他们对着干，是顺着他们的感情走。”
“顺着他们的感情走？”
“对。你先说马祖尔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圣人。
然后说，这样的好人被洪水冲走了，是上帝在发怒。
上帝不是冲着马祖尔同志来的，是冲着他背后的共产党来的。
共产党不信上帝，所以上帝降下惩罚。
马祖尔同志是被连累的。老百姓听了，不会骂马祖尔，会骂共产党。因为马祖尔是他们的自己人，共产党是外来的。”
杜布罗夫斯基想了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扎布诺村。
杜布罗夫斯基换了一身旧衣服，头发也弄乱了一些，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庄稼汉。
他背着一个布包，包里装着几本小册子和一沓传单。传单上印的是圣母玛利亚的画像，下面是几行字：“洪水是天主的警告。回头吧，波兰人民！”
村口的大橡树还在。洪水淹过它的大半截，树冠保住了，但树干上留下了一道黄褐色的水痕。
几个村民正坐在树下，抽着烟聊天。
杜布罗夫斯基走过去，在人们旁边蹲下来，从包里掏出烟，递了一圈。
“先生，我是从克拉科夫来的。路过这里，歇歇脚。”
“这场水，真大啊。”杜布罗夫斯基自己也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缓缓吐出。
“我活了三十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谁见过呢？”一个老头开口了。他叫维特克，就是马祖尔救的那个老人。
“我今年六十七了，没见过这么大的水。”
“大爷，您说，这水是怎么来的？”
维特克看了他一眼。“天上下雨，地上涨水。还能是怎么来的？”
“天上下雨，地上涨水，这是自然。但为什么偏偏今年下这么大的雨？为什么偏偏我们波兰下？为什么偏偏共产党上台之后就下？”
杜布罗夫斯基的语气不急不慢，像是在拉家常。
维特克皱了皱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不明白。”杜布罗夫斯基把烟头弹出去，烟头落在泥地里，嗤的一声灭了。“大爷，您信天主吗？”
维特克沉默了一会儿。“信。我信了一辈子了。”
“那您觉得，天主为什么要降这场洪水？”
维特克旁边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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