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深夜十一时。
柏林，教育人民委员部大楼。
这栋位于菩提树下大街的老建筑，此刻灯火通明。
四楼的大会议室里，弗里茨·里希特坐在主位上，揉了揉发红的眼睛。
此刻他的眉头紧锁，盯着面前那份刚打印出来的数学试卷。
“第三题，再讨论一遍吧。”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专家叹了口气。
“里希特同志，我们已经讨论五遍了。”
里希特抬起头。
“那就多讨论一遍嘛。”
他把试卷推到桌子中央。
“合作社产量规划。这道题，到底难不难？”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开口了。他是数学命题组的组长，柏林大学的教授。
“从数学角度来说，不难。就是二次函数求最值。只要学过，都能做。”
里希特点点头。
“那为什么还有争议？”
一个坐在角落里的年轻人举手。
“里希特同志，我能说几句吗？”
里希特看着他。
“当然可以。”
“这道合作社产量规划题，从合作社出来的孩子们一看就懂。因为他们从小就在听大人讨论这些。
别的孩子可能需要想一想，但也不是做不出来。”
里希特点点头。
“沃格特同志说得对，那就这么定了。第三题，保留。”
他走回座位，坐下。
“下一题。”
争论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
语文组的争议最大。作文题《我为什么而学习》已经定了，但第二道大题的选什么篇目，吵得不可开交。
有人主张选歌德的《浮士德》选段，理由是“体现德国的文化精髓”。
有人反对，说“太晦涩了”。
有人主张选海涅的诗歌，理由是“有革命传统”。有人反对，说“海涅的东西太政治，不适合考试”。
有人提议选一篇关于工业生产的科普文章，理由是“贴近现实”。
里希特听着他们吵，一直没说话。
最后，他敲了敲桌子。
“同志们，我提个问题。”
“你们选这些篇目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呢。”
他指着那份争议最大的篇目列表。
“这篇关于煤矿工人的报告文学，是去年《红旗报》发表的。作者是一个下过井的工人同志。
他写的，是他亲眼看见的东西。文字不漂亮，但真实。我希望孩子们能读得懂真实。”
他看向语文组长。
“就这篇吧。”
凌晨四时，最后一题审定完毕。
里希特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沃格特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茶。
“里希特同志，您辛苦了。”
里希特接过茶，喝了一口。
“沃格特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要农村教师参加命题吗？”
沃格特摇摇头。
里希特说：
“因为我们这些人，坐在柏林太久了。久了，就要忘了土地是什么味道。忘了农民的孩子在想什么。忘了工人的孩子需要什么。”
“教育不能飘在天上。要扎根。”
三月五日，上午九时。
韦格纳的办公桌上，摆着最后审定的试卷样本。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语文，数学，历史，公民，自然科学。
翻到数学的时候，他停下来，看了很久。
那道合作社产量规划题。
他笑了。
他拿起笔，在文件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下几行字：
“教育不是选拔贵族，是选拔人才。考题要让工人农民的子弟也能答好。这道合作社的题，出得很好。”
他放下笔，把文件递给旁边的秘书。
“送给里希特同志。告诉他，我同意。”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一日，上午九时，柏林大学附属中学考点门口。
一辆黑色的轿车缓缓停下。车门打开，走下来五个中年人。他们说着法语，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好奇和震惊。
这是来自法国的教育代表团。
带队的叫皮埃尔纳，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法国教育界的权威。
旁边一个年轻的随员小声说：“贝尔纳同志，德国的同志们让我们进去参观。但不能打扰考生。”
皮埃尔纳点点头，走进校门。
他们被引导着，穿过安静的走廊，站在一间考场的窗外。
透过玻璃，他们看见几十个年轻人低着头，伏在桌上写字。没有人抬头，没有人张望，只有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皮埃尔纳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低声对随员说：
“你知道巴黎的考场是什么样子吗？”
随员摇摇头。
贝尔纳说：“有人交头接耳，有人偷看别人的卷子，有人带小抄。监考老师要不停地走来走去，不停地喊安静。”
他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间又一间考场。每一间都一样安静，一样专注。
走到最后一间的时候，皮埃尔纳停住了。
那间考场的窗边，坐着一个拄着拐杖的男孩。他的左腿空荡荡的，但他的背挺得笔直，写字的手稳稳当当。
皮埃尔纳问陪同的德国同志：“这个孩子，是什么人？”
官员看了一眼，说：“工伤子弟。父亲死在矿上。是由国家全额资助读书的。”
皮埃尔纳沉默了很久。
走出校门的时候，他对随员说：
“我们在教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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