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继续飞驰。窗外的田野渐渐被暮色笼罩，远处的村庄亮起零星的灯火。
车厢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车轮碾过铁轨的节奏声：咣当，咣当，咣当。
有人在轻声哼歌。菲尔曼听出来了，是那首《国际歌》。哼的人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响。
菲尔曼也跟着哼起来。
火车向东，向东，再向东。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清晨六时二十分。
东普鲁士，默麦尔河畔，德军边境转运站。
列车缓缓停靠。
十一月的东普鲁士比柏林冷得多，菲尔曼跳下车厢时，呼出的白气在眼前凝成一团。他跺了跺冻僵的脚，抬头望向四周。
铁轨在这里向四面八方延伸，消失在晨雾里。
站台后面是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上已经搭起几十顶灰绿色的军用帐篷，帐篷间穿梭着忙碌的身影——那是先遣队的同志们正在为后续部队准备宿营地和集结区。
更远处，默麦尔河静静流淌。河对岸就是立陶宛。
“下车！所有人下车！”命令声从前面传来，
“装备卸载，按连队集结！”
菲尔曼跟着队伍向列车尾部走去。那里，一扇扇车厢门已经被打开，露出里面的卡车、装甲侦察车和坦克。
“菲尔曼！愣着干什么？”班长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集合了！”
他回过神来，快步跑向集结地。
七点整，全师在转运站旁的空地上完成集结。
八千名战士在十一月的晨光中静静伫立。
队伍最前方，临时搭起了一座主席台。
台子中央立着一根旗杆，红旗在晨风中轻轻飘动。
七点十分，师指挥部的领导们登上主席台。
走在最前面的是师长保罗。
他是1918年十一月革命的老战士，304高地开始他就在韦格纳身边。
那一年他三十二岁，是埃森工人赤卫队的连长。
十一年过去，当年的连长成了师长，当年的工人赤卫队成了人民革命军的精锐之师。
他身后跟着参谋长赫克泽，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教师而不是军人。
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位同志是总参谋部最年轻的作战处长出身，1926年意大利行动的总参谋部协调人就是他。
再后面是政治委员克里尔同志。
克里尔走到台前，站定。
全场静默。
“第105师的同志们。”
“昨天晚上，政委们车厢里跟你们说过，要你们想清楚一个问题——你是为谁而战。”
他顿了顿。
“今天，站在边境线上，站在我们的祖国和战场之间，我想再问一次这个问题。
但这一次，我要你们用行动回答。”
他抬起手，指向身后那条河。
“河对岸，是立陶宛。再往北，是拉脱维亚，是爱沙尼亚。
那里有我们的同志——和你们一样的人。
他们有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孩子。他们想好好过日子，想让自己的孩子能上学，想在自己老了的时候能有一口饭吃。
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克里尔的声音陡然提高，
“这是我们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劳动人民最基本的愿望！
但英国人不让！那些坐在伦敦办公室里、喝着红茶、数着钱的资本家们不让！
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波罗的海的工人赢了，如果社会主义在欧洲再下一城，下一个红的，就是他们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