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前二十分钟到岗，把办公室打扫得一尘不染。账目永远清晰整洁，每一个小数点都分毫不差。去年审计组来查账，发现他用五年时间，伪造了四十七张社员福利采购单，套取现金一万三千马克。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哭着问审计员：
他每天那么早出门上班，那么晚才回家，周末还在加班整理账本——一个贪污犯，为什么要这样辛苦？”
——马格德堡，舒尔茨
邮差读完这封信，久久没有翻页。
“贪婪也需要用勤奋来喂养。”他轻声重复。
赫尔曼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邮差把报纸折好，小心翼翼地塞进贴身内袋，蹬上自行车，慢慢骑远了。
下午两点，报亭前终于安静下来。
赫尔曼清点今天的营业额，发现卖出的报纸数量是平日的三倍。
艾尔娜在旁边整理零钱，忽然说：
“今早那位林茨来的同志，他说1923年在机车车辆厂见过克劳斯·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点头。
“六年前，”艾尔娜慢慢说，“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他……”
她没有说完。赫尔曼知道她想说什么。
如果那时候有人举报。如果那时候的调查足够深入。
如果那时候冯·艾兴多夫处长就被绳之以法——那么1929年7月27日傍晚，约瑟夫·迈尔同志就不会躺在地板上，重伤垂危。
但历史没有如果。
六年前的冯·艾兴多夫，只是一个“业务精通、作风谨慎”的处长。
六年前的克劳斯，只是一个开奥佩尔的年轻人。
六年前的老男爵庄园，只是一座被列为“文化遗产”的旧贵族宅邸。
六年前那些从亚得里亚海走私来的意大利枪支，还藏在城南旧皮革厂地下室积灰。
六年里，有太多人可以抬头、可以转身、可以举起话筒、可以在发生。
他们没有。
或者，有人抬头了，又低下去。
赫尔曼沉默了很久。他把空了的饭盒收进柜台，用抹布擦拭着早上陈列报纸时留下的指印。
下午两点四十分，一个穿灰色套裙的中年妇女站在报亭前。
她不是来买报的。她手里已经拿着一份《人民报》，报纸被反复折叠过，边缘起了毛边。
“请问，”她的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什么人，
“这附近……有没有公共电话亭？”
赫尔曼指给她斜对面候车亭旁的那个。
她道了谢，没有立刻走。她站在报亭边，展开那份已经读了很多遍的报纸，找到第四版，把《林茨的镜子》最后一段又读了一遍。
赫尔曼没有打扰她。
她读完了。把报纸重新折好，夹在腋下，向电话亭走去。
艾尔娜看着女人的背影忽然说：
“她胸前别着党徽。”
赫尔曼没有注意到。他望着那个灰裙子的身影走进电话亭，拉开门，拿起话筒，投入硬币。
他听不见她在说什么。
他只看见，她握着话筒的手，很久很久没有松开。
傍晚六点，暮色四合。
赫尔曼开始收摊。他把展示栏里的报纸取下来，换上明早的预告目录。空了的报刊架一格格收回亭内，铁皮碰撞发出单调的叮当声。
街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下班的人流再次涌过魏森街，脚步比清晨更匆忙。
有人在电车到来前争分夺秒地展开晚报，借着路灯读最后几行。
有人把报纸卷成筒状塞进大衣口袋，准备带回家在晚饭后细读。
一个穿工装的中年人骑车经过，在报亭前刹了一脚。
“《人民报》还有吗？”
赫尔曼摇头：
“明天早点来吧同志，今天是没货了。”
那人点点头，蹬上脚踏，骑出几步，又停下。
“今天第四版那篇，”他没有回头，背对着赫尔曼说，“写得好。”
“我念过六年小学，”他说，“这辈子没写过几封信。但那篇文章里有几句话，我想抄下来。”
“‘革命胜利，不是终点。’”
“‘旧时代的残党不会自动消亡。’”
“‘真正的敌人，有时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
他停顿了很久。
“我想让我的孩子们也记住。”
然后他骑远了。
赫尔曼把最后一扇窗板装上。艾尔娜扶着腰从马扎上站起来，帮他扣好锁扣。
“今天累了吧？”他问。
艾尔娜摇摇头。
街对面的电车叮当驶过。车窗里映出乘客们模糊的轮廓，有人低头读报，有人靠着椅背打盹，有人望着窗外迅速掠过的街景出神。
明天，后天，大后天。
国际大会将在柏林开幕。
来自三十七个国家的六百多名代表将汇聚在这座城市，讨论科技、发展、人类的未来。
而在这座城市东南五百公里外的林茨，约瑟夫·迈尔同志将在病床上继续批阅他的第五十二份工作报告。
护士还是会藏他的钢笔。他还是会用找到新的笔来继续写下去。
赫尔曼关上报亭的木门，他拉起艾尔娜的手，走进柏林东区最寻常的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