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1月7日，清晨六时。
柏林蒂尔加滕区通往柏林展览中心的道路两旁的路灯还亮着，昏黄的光晕里，可以看见道路两旁每隔五十米便竖起的红旗，在十一月的薄雾中静静垂着。
六点三刻，第一批代表乘坐的大巴从各接待酒店出发。
三十七国，六百二十七名正式代表，加上随行人员、记者、技术观察员，总人数超过一千二百人。
这支庞大的队伍，将从柏林城的各个角落汇向城西那座会展中心。
会展中心的主体建筑是一座长二百四十米、高三层的钢架结构大厅，外立面覆以浅灰色花岗岩，正门上方镶嵌着六米高的铜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七点四十分，斯诺随着车队抵达广场。
韦格纳主席特批的记者证让他可以进入所有公开区域。
下车时，斯诺看见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不同肤色，不同服装，不同语言的交谈声汇成一片低沉的嗡嗡声，在十一月的晨空里盘旋。
斯诺站在广场边缘，他望着那座建筑，望着建筑上方那些正在被朝阳一寸寸镀亮的铜字，望着广场上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面孔。
八点整，展览中心的巨型铜门缓缓打开。
开幕式在主展厅中央的圆形大厅举行。
这座大厅直径六十米，挑高二十米，穹顶是钢架与玻璃构成的光井，十一月的天光从上百块菱形玻璃倾泻而下，在灰色水磨石地面上投下明暗交错的光斑。
主席台设在正北侧。
台上只摆着一排长桌，铺着暗红色的桌布。
八点二十分，七位主席团成员入座。
斯诺在记者席上举起望远镜。他认出了韦格纳——坐在正中，深灰色制服，没有戴任何勋章或徽章，只在左胸袋上别着一枚小小的红旗徽章，那是德共党员的标志。
他两侧坐着六个人：蔡特金、台尔曼、施密特、克朗茨，以及两位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兄弟党领导人。
八点三十分，克拉拉·蔡特金站起身，走向讲台。
全场安静下来。
“同志们。”
“十几年前年前，谁能想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这样站在这里呢？
公开地、合法地、以主权国家代表的身份，汇聚在柏林，讨论人类的未来呢？”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百感交集，我想说，革命不是一次性的节日，是漫长的建设。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建设的一部分。
社会主义不是空想，是科学。
今天这个大会，就是科学的见证。”
八点四十五分，第一位外国代表走上讲台。
他来自法国，是巴黎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四个月前，我还在巴黎地下印刷所里刻蜡纸。
三个月前，我拿着枪和同志们一起冲进波旁宫。
两个月前，我作为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成员，签署了第一批土地国有化法令。”
“今天，我站在这里。”
“这不是因为我有多么了不起。
是因为在巴黎的街垒后面，在里昂的工厂里，在马赛的码头上，有成千上万的法国工人和我们站在一起。
他们用血肉之躯堵住资产阶级军队的枪口，用罢工的汽笛淹没反动政客的叫嚣，用选票把我们的代表送进市政厅。”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今天，法兰西的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只剩下几个在伦敦酒店里喝下午茶的老头子，互相安慰说‘这只是暂时的挫折’。
他们还在等——等我们犯错，等我们分裂，等我们忘记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他抬起右手，指向主席台上那幅世界地图。
“他们等不到的。”
“因为我们会记住。记住巴黎公社的教训，今天这个大会，就是我们的一步。
掌声再次响起。
九点整，意大利代表上台。
他的名字斯诺没有听清，只记得他自我介绍时说“我是米兰机车车辆厂的扳道工”。
他穿着蓝色工装，手里没有讲稿，就那么站在讲台中央。
“两年前，”他说，
“我们还在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棍子底下喘不过气来。
党卫队半夜敲门，工会被查封，左派报纸停刊，同志们一个个失踪。
那时候谁能想到，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站在这里，说意大利已经统一，说社会主义的旗帜从米兰飘扬到那不勒斯？”
“我们做到了，不是因为我们会打仗——虽然我们确实学会了。我们做到了，是因为北意的工人同志们打进米兰时，南意的农民同志们发动了起义。
是因为德国同志们送来的不只是武器，是经验，是信念，是告诉我们这条路走得通的活生生的例子。”
他抬起手，指向台下某个方向——那里坐着德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他确实也是一名中学教师——战前在华沙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历史和地理。
“波兰的情况和法国、意大利都不一样。”
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
“我们没有经历巴黎那样激烈的巷战，没有意大利那样南北对峙的武装统一。
我们是走了一条更慢、更复杂、更需要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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