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大爷看了他一眼，没有立刻接话。
“不是怕查自己。”他慢慢说，
“是怕自己身边有那种人，自己没发现。或者发现了，没报告。”
八点四十分，队伍短了一些。
上班的人流高峰过去了，但依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驻足在报刊亭前，借阅那份钉在亭外展示栏里的《柏林人民报》。
赫尔曼没有赶他们。他用图钉把报纸四角固定在木板上，旁边还贴了一张手写的告示：
“免费”
一个穿着旧风衣的中年男人站在展示栏前已经很久了。
他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第四版左下角那篇不是头版头条、却占了将近半个版面的长文。
标题很朴素，只有五个字：
《林茨的镜子》
署名是“本报编辑部”——这意味着它代表的不止是撰稿人的个人观点，而是报纸乃至某种更高层面的声音。
赫尔曼注意到那个男人，是因为他读得太久了。
十五分钟，其他人来了又走，只有他始终站在那里，风衣领子竖起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扶着展示栏的边缘，像扶着讲台。
终于，他转过身，走向窗口。
“给我一份今天的《人民报》。”他的声音低沉，略带沙哑，
“再来一份《红旗报》。”
赫尔曼递过报纸。
那人没有立刻离开。他站在亭边，翻开第四版，找到那篇《林茨的镜子》，低头读了起来。
然后他开始读出声来。
声音很轻，但赫尔曼和艾尔娜都听见了。
“……林茨的枪声，击穿的不止是一位老党员的胸膛。”
“……那四十三名暴徒的名单，也是一份关于我们自身的体检报告。”
“……我们总以为，敌人是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是蛰伏深山的反革命残余，是潜伏在暗处的职业特务。
我们总以为，只要我们的军队足够强大，警察足够精锐，国家安全机构足够高效，就可以高枕无忧地建设社会主义。”
“……林茨告诉我们，真正的敌人，有时就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穿着我们的制服，说着我们的套话，一笔一划地在我们亲笔签发的审批单上，盗走国家的财产，喂养旧时代的幽灵。”
那人停顿了一下。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一天变成叛徒的。
他的变质，是从1923年德奥合并后留任原职开始的。
那时候我们人手不足，经验匮乏，需要他这样的技术官僚。
我们给他发薪金，给他评职称，给他分房子——却忘了问一问，他的心里，是否还挂着那幅威廉皇帝的画像。”
“……这不是对他一个人的指控。这是对我们所有人——对每一个参与过、默许过、容忍过这种留用政策的人集体性的质问。”
一阵风吹过，报纸的边角被掀起。那人用手掌按住，继续读。
“……迈尔同志用什么战胜了冯·艾兴多夫？
不是更高明的技术，不是更充足的经费，不是更先进的装备。
他用的，是十一年如一日的笨功夫：
一份一份地审阅审批单，一趟一趟地下基层调研，一个一个地找工人谈话。
他用一双穿了五年、鞋底磨穿的旧皮鞋，走遍了林茨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居委会、每一条巷子。”
“……而冯·艾兴多夫处长，用四年的时间，在办公室里批走了六十万马克。”
“……这是两种人的赛跑。一种人把办公桌安在人民中间，另一种人把办公桌变成隔绝人民的堡垒。
一种人用双脚丈量土地，另一种人用公章丈量权力。”
那人又停了一下。他的手指按在报纸边缘，指节泛白。
“……林茨案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
革命胜利，不是终点。
旧时代的残党不会自动消亡，他们只是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说辞，换一种方式，继续腐蚀我们。
而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那些初心不纯者、那些把革命当跳板而不是归宿的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培养基。”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天生的敌人。
他曾经也是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也曾在1918年革命后短暂地欢呼过新时代的到来。
但他的欢呼，是因为他以为新时代可以让他继续保留父亲的庄园、家族的体面、贵族残余的特权。
当发现新时代要求他放弃这些时，他心里的那座旧殿堂就坍塌了。
他留下来了，穿着新制服，说着新套话——但他的心，从1923年那个秋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进过这扇门。”
“……这样的人，我们这里还有多少？”
“……这样的门，我们还有多少扇没有推开？”
街上的人流渐渐密起来。
买菜归来的主妇，牵着孩子去幼儿园的年轻母亲。
有人在展示栏前驻足，读几行，又匆匆离开。
有人买了报纸，边走边读，差点撞上电线杆。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还站在那里。
他已经读完了全文，却没有离开。他把报纸折好，塞进风衣内侧的口袋，但没有走。
他望着展示栏上那篇已经读过的文章，望着“林茨的镜子”五个字，像望着一个需要记住很久很久的东西。
赫尔曼终于忍不住开口。
“同志，”他试探着问，“您……认识迈尔同志？”
那人转过头。
赫尔曼这才看清他的脸。
五十岁上下，花白的鬓角，眉骨很深，眼窝里有一种专注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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