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下旬，巴黎
第27步兵团一个连叛逃的消息，砸碎了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及其内阁残存的侥幸心理。
报告让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普恩加莱，这位以强硬民族主义和财政保守著称的法兰西斗士，此刻脸色铁青。
“耻辱！前所未有的耻辱！”
“一个整建制连队，在敌人眼皮底下，不战而降，还投向了我们最大的敌人！”
内阁成员们鸦雀无声。
“立刻！组织最可靠的巡查组，对东部边境所有驻军进行检查！”
普恩加莱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要知道，我们的军队到底还剩下多少战斗力！还有多少颗定时炸弹藏在边境线上！”
一周后，巡查报告送达，内容触目惊心。
超过60%的受访士兵对“与德国爆发冲突”的前景表示“极度悲观”或“认为毫无胜利可能”。
法军内部的纪律也松弛到了极点，酗酒、赌博、擅自离岗现象普遍。
仓库管理混乱，弹药和补给品“损耗”率异常增高。
军官对士兵的控制力明显下降，许多基层军官自己也迷茫不安。
巡查人员伪装成士兵混入营地，听到的私密谈话令人心惊。
“德国人的飞机坦克天天在头上转，我们拿什么打？”
“听说德国那边工人当家作主，日子比战前还好，当兵的待遇也高……”
“真要打起来，我看不如早点……你懂的。”
“投降”这个词，虽然未被公开说出，但像已经成了大部分法军士兵心中的既定事实。
尽管法国政府加强了搜查，但内容极具煽动性的德法双语传单和各式各样的收听设备，仍在士兵们当中秘密流传。
传单上不仅有调转枪口的号召，更有德国工人家庭在新建住宅前的合影、德国士兵丰盛的伙食、“人民汽车”的价格……这一切，对住着潮湿营房、啃着硬面包、军饷被克扣的法军士兵而言，构成了难以抗拒的心理冲击。
而在军官层当中，部分中高级军官关心自己的前途和可能从英美援助中攫取的利益多于部队建设。
他们与士兵严重脱节，对下层的真实思想一无所知，或选择视而不见。
“先生们，”
负责巡查的将军在汇报最后，沉重地说，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一支装备和训练落后于敌人的军队，而且还是一支灵魂正在流失、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的军队。
许多士兵，甚至一些下级军官，已经在内心中将自己与对面德军阵营里的士兵视为同类，而将巴黎的政府和工厂主视为异类。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进攻命令都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组成的防线自然而然的也就如白纸一般脆弱。
我们要庆幸，德国人没有对我们发起进攻，就以目前前线的局势来看，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我看要不了一个月，德国人的红旗就能挂在巴黎的房顶上了。”
普恩加莱和核心阁僚们更加恐惧了。
法国军队，这个资产阶级国家最后的暴力支柱，正在从内部锈蚀、瓦解。
祸不单行。
几乎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平叛前线的报告更是给了法国政府沉重一击。
在中央高原的利摩日地区，一个营的政府军在奉命清剿一个被怀疑藏有革命派武装的村庄时，不仅遭遇了村民和游击队的顽强抵抗，更在交火过程中，该营下属的一个步兵排突然阵前倒戈，调转枪口配合游击队袭击了营部，导致指挥官伤亡，整个营陷入混乱后溃散。
类似的小规模哗变或消极执行命令导致行动失败的情况，在南方多个地区均有报告。
发过境内起义的火焰非但没有如资本主义政府预期的那般迅速被扑灭，反而在部分地区因为镇压的残酷和军队的不可靠而形成了僵持甚至局部反扑的态势。
一些偏远城镇，实质上已处于革命派或同情革命的民众控制之下，红旗已在悄然间升起。
而德法边境的投降浪潮，继第27步兵团之后，短短两周内，又发生了数起小股部队或零星士兵越境投德的事件。
虽然规模都不大，但对法国士兵的象征意义和传染效应极其可怕。
它向所有心怀不满或恐惧的士兵展示了一条新的出路，更加无情地揭露了法国当局对边境控制力的脆弱。
“先生们，我们正在两条战线上同时溃败！”
财政部长绝望地喊道，
“国内的叛乱消耗着我们的鲜血和财富，边境的瓦解则在摧毁我们最后的威慑力和国际信誉！
英国人美国人的援助不是免费的，他们要求我们在关税、市场、甚至殖民地事务上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
再这样下去，就算镇压了革命，法兰西也将变成英美经济和政治上的附庸！”
压力继续从四面八方涌来。
英美大使不断关切地询问法国政府的下一步有效措施，言语中暗示着若局势继续恶化，援助的力度和条件可能需要重新评估。
国内的大资产阶级开始私下抱怨，部分人甚至悄悄转移资产，暗中接触瑞士、荷兰的中介，打听“后路”。
普恩加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一个下午。
窗外是依旧优雅的巴黎，但普恩加莱知道，这座城市里正潜伏着无数双充满仇恨的眼睛。
他所捍卫的“共和国秩序”、“伟大法兰西”，如今脆弱不堪。
军队靠不住，盟友在吸血，敌人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号召力。
“也许……是时候换一种思路了。”
一个此前普恩加莱绝不可能考虑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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