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骑了四十分钟自行车，车链子咔咔响，到了厂门口。
五金厂的大门是两扇绿漆铁栅栏门，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红星五金制造厂”。传达室的老周头坐在藤椅上听收音机，里头放着《渴望》的主题曲。他抬眼皮看我一眼：“炜杰？今儿不是你轮休吗？”
“找主任办点事。”
我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走进厂区。车间里已经轰隆作响了，工人们穿着蓝色粗布工装，戴着藤条安全帽，脚上解放鞋沾着机油。有人推着铁屑车从旁边过，车轮碾过水泥地，留下一道黑印子。
公告栏贴着上个月的生产标兵照片，边角被风吹得卷起来。旁边是新刷的标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红油漆还没干透。
我径直走到车间办公室，敲门。
“进。”
车间主任老陈趴在桌上打算盘，鼻梁上架着老花镜。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炜杰？你不是请假了吗？”
我把那张折了三折的纸从兜里掏出来，摊开，放在他桌上。方格信纸，蓝黑钢笔水写的，标题四个字：辞职报告。
老陈的算盘珠子停在半空。他摘了眼镜，拿起那张纸，看了足足三遍。
“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老陈把纸拍在桌上：“铁饭碗你不要了？出去了可就回不来了，家里人知道吗？”
“没说”
老陈噎住了。他点了一根大前门，抽了两口，烟灰落在辞职报告上。
“我不是要拦你。”他把烟夹在手指间，“可你在这干了三年，手艺好，再过两年评个技工，工资能涨一大截。”
“主任，盖章吧。”
老陈盯着我看了很久。他叹了口气，拉开抽屉掏出公章，蘸了印泥，在辞职报告右下角重重一按。
“手续去财务那儿结。”
我把那张纸折好，塞进裤兜，转身往外走。
“炜杰。”老陈在身后喊我。
我回头。
“出去混，别混砸了。”
我点点头，拉开门，走进了车间轰隆的噪音里。
三轮车是从废品收购站借的，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
我蹬着车穿过老街，石板路坑坑洼洼，车筐里的麻绳和杆秤颠得乱跳。街边有间早点摊，油锅上漂着油条，老板娘用长筷子翻着面。
收购站在老街尽头，三间低矮的平房，门口堆着比人还高的纸箱山。一只花猫趴在纸箱上舔爪子。
李老头坐在门槛上抽旱烟，铜烟锅里的烟丝一明一灭。他见我蹬着车过来，眯起眼：“借的车，倒是还知道回来。”
我把车停好，从兜里摸出大前门，递过去一根。
李老头不接，拿烟锅往门槛上敲了敲：“有话说。”
“铜什么价？”
“黄铜两块八，杂铜两块二。”李老头吐出一口烟，“卖还是买？”
“看看货。”
我走到门口那堆废铜旁边，蹲下去，伸手在里面翻捡。铜料混在一起，有电线皮剥出来的，有机器零件拆下来的，颜色深浅不一。
一块铜管接头吸引了我的注意。颜色偏红，分量压手。
我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打着了，火苗凑上去烧了五秒钟。铜头表面迅速变黑，我用大拇指一抹——黑色褪掉，露出底下玫瑰红的本色。
紫铜。紫铜的收购价至少六块，李老头把它当黄铜收进来了。
我抬起头，正对上李老头的眼睛。他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手里的旱烟锅忘了抽。
“你小子哪儿学的？”
“厂里干过。”
李老头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的精明一点点渗出来。他没再说话，把烟锅里的灰磕了，转身进了屋。
我在老街转了两圈，敲了四户人家的门。
第一户是个老太太，家里攒了两斤多黄铜线头，是她老头子在世时从厂子里捎回来的。我用杆秤称了，秤杆上的黄铜秤星晃了晃，正好两斤四两。
“六块七角二。”
老太太从棉袄内兜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数了七毛钱给我：“整数，六块七。”
我接过钱，把铜线捆好，搬进三轮车。
第二户是个中年女人，围着碎花围裙，脚上趿着塑料凉鞋。她家门口摆着腌咸菜的坛子，窗台上晒着几串红辣椒。
“收废品的？”
“收铜。”
她转身进屋，拖出来一个蛇皮袋，哗啦倒在地上。铜线、铜管、铜螺丝，混着些铁钉铁片，锈得发红。
我蹲下去分拣。大部分是黄铜，有一块裹着黑色塑料皮的粗电缆线，女人当杂铜卖。我把塑料皮剥开一小段——里面的铜芯红得发亮，是紫铜。
“这块怎么算？”
“两块二一斤啊，杂铜不都这价？”
我没说话，把它扔进杂铜堆里，一起过了秤。三十二斤六两，七十一块七毛。
女人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零钱，一张一张数给我。她的手指上有裂口，贴着橡皮膏。
我接过钱，把货搬上车。三轮车的轮胎被压得扁了一些，车轴吱嘎响。
太阳偏西，我手上有铜锈，绿一道黑一道，衣服上沾了一股金属味。车斗里的铜料随着车轮颠簸，发出闷闷的碰撞声。
我把货卸在收购站的台秤上。李老头正在用粉笔写价格牌，写完走过来看货。
我把分好的黄铜、杂铜，还有那几卷电缆线，一堆一堆码好。
李老头拿起一截电缆线，用指甲剥开塑料皮，露出里面的铜芯。他对着夕阳照了照，铜芯泛着玫瑰色的光。
他把线放下，挑了挑眉毛。
“你小子，懂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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