扔进垃圾桶。
“陈卓回来了，你知道吗？”
“知道。但他回来以后好像不太愿意跟人说话。也许他也不太想跟我们这些一样做了植入的人说话。”他顿了顿，“老师，赋分制通道出来的分数，以后会不会被标记？”
林晚晴看着他。“你从哪儿听说的？”
“网上。有人说赋分制考生的档案里会有一行备注——‘此考生进入赋分制通道’。真的吗？”
“我没有看到过教育部的任何文件里有这样的规定。”
“那就好。”他说。但他没有追问。他只是把手插在兜里，看着校门口来来往往的车。林晚晴走回办公室，打开电脑上的赋分制最新公告页面，逐页翻找与“档案备注”相关的条款，最后在附录里的《赋分制通道考生信息管理暂行办法》中找到一条说明：“赋分制通道的录取数据单独归入省级教育考试数据库，与普通通道数据的统计接口独立部署，不互串。”没有提到个人档案备注。她对着这条说明看了一会儿，然后从包里翻出郑宇家长的手机号，编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关于您孩子问到的档案标记问题，现行规定中无相关条款。建议以教育部正式公告为准。如有需要，可向学校教务处申请政策说明。”
她按了发送。屏幕上显示“已发送”，但没有立刻显示“已读”。窗外门厅里，接孩子的私家车排起了长队。郑宇已经上车走了，他站过的门框旁边只剩一扇半开的玻璃门，被暮风吹得缓缓来回摆动。
周日傍晚，王铁在医院走廊的排位显示屏前站了片刻。女儿的心脏手术排位又往前移了一小段，但离能够安排手术的安全线，仍然有一段说不清楚还有多久的距离。他去楼下买了两份盒饭，回到病房时女儿正靠在枕头上，看着窗外远处立交桥上的车灯汇成一条条细长的光带。主治医生在下午查房时随口提到，神经外科的排异评估门诊量最近有所回落——赋分制登记的高峰期过了，但常规随访量上来了。这意味着义体相关的医疗资源占用不会减少，只是从“登记评估”转向了“长期随访”。
“那些做了评估的人，还要一直来医院？”王铁当时问。
“建议长期随访。排异反应不是一次评估就能完全排除的。”孙医生把听诊器从女儿胸口移开，“他们需要的不是一次性门诊，是持续的神经功能监测。”王铁把盒饭放在床头柜上，塑料饭盒的底有些烫。女儿拆开筷子，问爸爸今天有没有给她带苹果。他说带了。
几天后的傍晚，林晚晴合上最后一本周记本。桌角堆着几摞已经批好的作文，每一篇都有她用红笔写的评语——有的很短，只有几个字；有的比学生的原文还长。她习惯在学生交上来的每一篇东西里找那些他们没有直接说出来的话，这是她教了多年语文之后练出来的。但最近她发现，找出那些话越来越容易，回应它们越来越难。
她把红笔放在笔筒里，站起来走出书房。客厅里只开了一盏落地灯，暖黄色的光晕只够照亮沙发周围的一圈。周明远坐在沙发上，手放在膝盖上，没有敲，没有摩挲，只是安静地放着。茶几上放着一杯没喝的温水，水面纹丝不动。
她在沙发上坐下，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他的指尖有一点点凉——不是冰冷，是那种恒温模块稳定输出后的均匀凉意，像一个被精确控制过的夜晚。但今晚他没有敲。从坐下到现在，他一次都没有敲。她说：“你今晚手没敲。”
“逐渐适应了。”他说。他的声音很平静，不像前些日子那么短促。那种用意志拦截神经信号的吃力感，似乎在渐渐退去——也许大脑真的在重塑回路，也许只是他更擅长克制了。
她没有说“那就好”。她只是把手翻过来，掌心向上，等着。他看了她一眼，然后伸出手，用食指在她掌心里缓缓画了一个圈。动作很轻，很慢，每一笔都很认真。不是从记忆里流出来的，是从意志里推出去的。但她没有退开，她收拢手指，把那只手握住。
两个人不再说话。窗外，城市的灯光一如既往地亮着。望京的写字楼、通州的塔吊、长安街的路灯、海淀排异评估中心走廊里昼夜不熄的白炽灯——这座城市的夜晚早已亮到不需要月光。那些光下面坐着很多人：在等手术排位的父亲，在等登记结果的母亲，在等下一次测试数据的研究员，在等中枢回信的部长，在等外部测试条件就绪的工程师，在等律所声明的维权者。
没有人知道这些等待分别通向哪里。但此刻，在客厅的落地灯下，她把他的手握了很久。不是因为怕他离开——他就在这里，手指还在她掌心里——是因为她忽然觉得，此刻的他比前些日子更像从前那个人。她知道这种“像”未必可靠，也许只是今晚的安静给了他一副旧日的轮廓。但她愿意握久一些。窗外，城市仍在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