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吃得很急，筷子扒拉得飞快，饭粒掉了一地。旁边放着他的工具——几根绳子，一床旧毛毯，还有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看着他，忽然想起老张。想起公园长椅上的老张，想起桥洞里的那个人，想起劳务市场门口那个说“我走路回去”的年轻人。
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有没有去维权？有没有像我一样，跑到劳动监察，跑到仲裁，跑到法院，跑到街道办，最后发现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地方——一堵墙。
墙上面写着几个字：“建议协商解决。”
什么叫协商？你和一个跑路的人协商？你和一个不接电话的厂协商？你和一个用合法合同把你所有权利都写没了的人协商？
协商就是告诉你：别折腾了，认了吧。
我认了。
不是因为我软弱，是因为我算了账。维权要花的时间、精力、钱，比我要维的那个权本身还要多。这是一个倒挂的天平，砝码全部压在维权者这一边，你越用力，天平越往另一边倾斜。
后来我再也没去过劳动监察大队。
但我每次路过那棵歪脖子树，都会往里看一眼。里面还是那些人，拿号的，等叫号的，蹲着的，站着的，表情都跟我当初一样。他们还在等。等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通知，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接通的电话，等一个不知道存不存在的正义。
我只能祝他们好运。
我把那张合同——对，我一直没扔——从钱包夹层里取出来，想撕掉。但我犹豫了一下，又把它叠好，放回去了。
不是为了告他们。
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签这种东西了。
可是不签这个，签什么呢？
所有的工作都要签合同，所有的合同我都看不懂，所有我看不懂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捅向我的刀。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只能继续洗碗，继续攒钱，继续小心翼翼地活着，争取不再被骗。
但我知道，这座城市的火车站出站口，每天都有发红色传单的人。她们涂着很厚的粉，笑起来嘴角往上提，眼睛不动。她们把传单塞给每一个拖着行李箱走出来的人。
那些人里，总有人会跟我当初一样，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觉得那8000块已经揣进了兜里。
我想在出站口站着，等他们出来，告诉他们不要信。
但我站不了那么久，我也要吃饭。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说——如果你看到一张红色的传单，上面写着月薪8000-12000，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坐着上班，空调车间。
别信。
但我说了也没用。
当初也有人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信。
因为你不信这个，你信什么呢？
你总得信点什么，才能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