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木头

车票”的标语，却没人遵守。售票窗口排着长队，队伍歪歪扭扭，根本不像排队，像一群人粘在一起往前挪，推搡、拥挤是常态，有人怕被插队，死死拽着前面人的衣角，有人则趁机往队伍里挤，嘴里还骂骂咧咧。陈建军挤进去，蛇皮袋卡在两个栏杆之间，他用力拽了一下，袋子撕开一道口子。他心头一紧，赶紧检查了一下——还好，撕的是侧面，东西没掉出来。周围的人根本没注意到他的慌乱，依旧自顾自地拥挤、吆喝，没人在意一个外来务工者的蛇皮袋，也没人在意他眼里的紧张。
    排了将近半个小时，终于挪到了窗口前。他把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女人，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脸上带着一丝不耐烦——九十年代的窗口服务，大多带着这样的疏离，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旅客，早已没了耐心。
    “到樟木头的票，一张。”
    “十二块。”
    他把蛇皮袋放下来，蹲下身，伸手进去摸那块蓝布。蓝布还在，他松了口气，解开布包，里面是八张十块的票子，他把最外面那张抽出来，折好，剩下的重新包好，塞回袋子深处。他把十块钱从窗口递进去，女人撕给他一张票，找回两个钢镚，叮当作响地落在窗台上，他赶紧捡起来，攥在手里。这时候，他没注意到，身后一个穿着灰色外套的男人，悄悄凑了过来，眼神死死盯着他放在地上的蛇皮袋，手指悄悄伸进了那个撕开的口子，动作又轻又快，周围的拥挤和嘈杂，完美掩盖了他的动作。
    他把票揣进裤兜里，抱起蛇皮袋，从人群里挤出来。蛇皮袋似乎轻了一点，他没在意，只当是自己太紧张，产生了错觉——一路颠簸，又挤了这么久，他的胳膊早已酸麻，根本感觉不出袋子重量的细微变化。
    候车室在二楼。他把票衔在嘴里，一只手拎着蛇皮袋，另一只手扶着栏杆往上走。楼梯是水泥浇筑的，表面粗糙，有些地方已经破损，露出里面的石子，楼梯上全是人，上上下下的，好几次差点被撞倒。到了二楼，候车室里更是杂乱不堪，几十张破旧的塑料椅子摆得歪歪扭扭，上面坐满了人，有人靠着椅子睡觉，嘴角流着口水；有人在大声说话，口音混杂着湖南话、四川话、河南话；还有人在地上铺着报纸，直接坐了下来，手里拿着泡面，吸溜吸溜地吃着，汤汁洒在地上，散发出一股油腻的味道。
    候车室里闷热得像蒸笼，几台老式吊扇在天花板上慢悠悠地转，搅动的风根本吹不到地面，反而把空气中的汗味、泡面味、霉味搅得更浓。他身上的汗衫已经湿透了，贴在背上，黏糊糊的，额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蛇皮袋上。他想把蛇皮袋打开透透气，但周围全是人，行色匆匆的人擦肩而过，有人眼神飘忽，有人盯着别人的行李打量，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动——母亲的叮嘱在耳边响起，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这里不比家里，人心复杂。
    他把手伸进蛇皮袋，摸了一下蓝布包的位置。
    蓝布包不见了。
    他愣了一下，以为自己摸错了位置。他把袋子里的东西往外掏——衣服、裤子、烙饼——掏了个底朝天。没有。蓝布包不在里面。
    “不……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我明明放进去了，怎么会没了？”他把蛇皮袋翻过来抖了几下，布料摩擦的声音在嘈杂的候车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却什么都没有掉出来。他又把衣服一件一件拿起来抖，指尖慌乱地摩挲着每一寸布料，连衣角的褶皱都仔细摸了一遍，可那熟悉的蓝布触感，那崭新的纸币质感，始终没有出现。
    周围一个同样扛着蛇皮袋、操着四川口音的大哥注意到了他的慌乱，凑过来低声问：“兄弟，咋了？丢东西了？”
    陈建军抬起头，眼睛通红，声音带着哭腔：“大哥，我……我钱没了，八十块，我娘省吃俭用攒的，是我来广州的全部钱啊……”他的声音哽咽，话都说不完整，胸口像是被一块巨石压着，喘不过气来。
    四川大哥叹了口气，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同情：“唉，兄弟，你怕是被扒手盯上了。这广州火车站，扒手多的很，专挑你们这种第一次来、老实巴交的外来人下手。你是不是刚才排队买票的时候把袋子放地上了？”
    陈建军猛地一怔，脑海里瞬间闪过那个穿灰色外套的男人，想起排队时对方刻意的靠近，想起自己低头掏钱时，似乎有东西碰到了蛇皮袋。“是……是有个穿灰外套的男人，就在我身后！”他激动地抓住四川大哥的胳膊，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大哥，你说我现在去找他，还能找到吗？”
    四川大哥摇了摇头，语气沉重：“难喽，兄弟。这扒手作案快得很，得手就混进人群跑了，转眼就没影了。不过你别慌，前面有个治安岗亭，你去报个案试试，说不定运气好，能把钱找回来。”
    “报案？”陈建军愣了愣，他长这么大，从来没跟警察打过交道，心里既紧张又茫然，但一想到那八十块钱，想到母亲的叮嘱，他还是咬了咬牙，“好，我去报案！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他匆匆谢过四川大哥，拎着空了大半的蛇皮袋，跌跌撞撞地往候车室门口跑。此刻的他，心里既有一丝侥幸，又满是绝望——侥幸的是，或许警察能帮他找回钱；绝望的是，他也清楚，火车站人这么杂，扒手早就跑远了，报案可能也只是徒劳。但他没有别的办法，那八十块钱，是他的希望，他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治安岗亭就在广场角落，一个穿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正坐在里面，面前放着一个旧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个对讲机和一本登记本。陈建军走到岗亭门口，手脚都在发抖，犹豫了半天，才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进来。”警察抬起头，语气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