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承烬坐在站长办公室里，把那份电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
时间：一九三四年十月。
地点：天津，河北体育场。
这是一场运动会，却绝不只是一场运动会。
梁承烬靠在王举人留下的那把太师椅上，椅子大了一号，坐着空落落的。
他闭上眼，把前世记忆里关于这段历史的零散碎片，在脑海里重新拼接、打磨。
一九三四年的华北，是一锅看着平静，底下却暗火汹涌的油。
日本人用刺刀顶着山海关，虎视眈眈。
东北军被挤压在关内，进退失据。
老蒋远在南京，嘴里喊着抗日，眼睛却死死盯着江西的红军，奉行着他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这种诡异的平衡下，一场体育盛会就成了一个绝佳的舞台。
河北省政府出了二十万大洋，修了崭新的体育场，省主席于学钟挂了个会长的名头，撑起官方的场面。
这位东北军出身的将领，不是委员长的嫡系，既不属于CC系，也不是黄埔系，用他来当会长，能安抚一下华北的地方势力。
但真正把这场运动会办起来的，是总裁判长张伯凌。
这位南开大学的校长，在整个华北教育界和体育界，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的影响力，比一纸政府公文好用得多。
他登高一呼，华北五省的学生代表、运动健将，便蜂拥而至。
可委员长在意这些吗？
他不在意谁跑得快，谁跳得高，谁能为国争光。
他在意的是，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会不会出事。
电报上的指示，写得冠冕堂皇，剥开外皮，里面的芯子又冷又硬。
第一，维稳。运动会期间，天津地面上不能出任何乱子，哪怕是小偷斗殴，都算他这个代理站长失职。
第二，防红军。严密监控与会人员，特别是那些思想活跃的学生，查清有没有地下红军借机渗透、发展组织。
第三，不要得罪日本人。运动会在天津办，日本驻屯军的军营就在不远处。学生们年轻气盛，要是搞出什么过激的反日行动，日本人正好借题发挥，南京那边在外交上就得吃哑巴亏。
第四，也是最阴损的一条——对南-开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事后清算。
委员长允许学生在现场喊口号、打旗帜，甚至可以游行。
他需要这种“民意”来装点门面，向外界展示他治下的“抗日热情”。
但这种热情必须是可控的。
运动会一结束，哪些学生是骨干，谁喊的口号最响，谁组织的游行，全部要记录在案，拉出单子，秋后算账。
梁承烬把电报放在桌上，用半杯凉茶压住。
老蒋的意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运动会你给我盯紧了，别出岔子。学生要闹爱国，你就让他们闹，给他们鼓鼓掌都行。但闹完了，把带头的人都给我记下来，回头我挨个收拾。
何等的虚伪。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头顶悬着一把刀，脚下也踩着一块垫脚石。
风险在于，运动会的安保工作，牵扯的面太广了。
他不仅要跟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打交道，还要和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保安处那帮人协调。
更头疼的是，还得应付日本驻屯军。
他一个二十岁的代理站长，虽然大事干了不少，但能不能镇住这么多牛鬼蛇神，是个大问题。
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机会在于，这份情报，对天津地下党来说，价值连城。
委员长要在运动会上盯谁、查谁、会后打算对哪些爱国学生下手——这些信息如果能提前送到组织手里，就能救下很多热血青年，避免他们稀里糊涂地掉进黑牢里。
梁承烬把电报又看了一遍，每一个字都咀嚼透了，然后锁进了抽屉。
下午三点，他在会议室召集了全体骨干。
“弟兄们，都坐。”
长桌旁，人不多，但个个都是天津站的顶梁柱。
江佰陆、郑耀先、徐百川、方觉夏、钟定北、赵简之。
梁承烬把运动会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讲了一遍，省去了那些虚头巴脑的客套话。
“河北体育场，十月开幕。华北五省的运动员和学生代表都会到。于学钟挂名，张伯凌操盘。连观众带外围，几千号人，场面小不了。”
方觉夏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他是站里的老学究，对这些文教界的事门儿清。
“张伯凌在华北的影响力，可不止数一数二。他一句话，南开的学生能把自个儿当成子弹打出去。上次九一八纪念，南开的学生在街上游行喊了一天口号，法租界的巡捕房都绕着走，不敢管。”
“所以委员长才急。”梁承烬一根手指在桌面上点了点，“电报上说得清楚——盯住南开的学生骨干、查地下红军的煽动、观察日本人的反应、记录现场所有过激言行。一个字都不能漏，全部上报。”
徐百川抱着胳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
“运动会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不是明摆着军警的事吗？天津市公安局、河北省保安处，那帮人是吃干饭的？脏活累活全让我们干？”
“他们干不了。”
一直没出声的江佰陆开口了，声音不紧不慢，却很清晰。
“警察抓个小偷扒手还行，让他们混进学生堆里搞情报，个个都长着一张官差脸，三句话就露馅。这事，只能我们来。”
梁承烬点了点头。
“五哥说得对。运动会明面上的安保，归政府和警察。但水面下的暗线——监控学生、甄别红军、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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