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记不太清。
不是刻意的遗忘，是它们自己模糊的。
她只记得母亲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痣，记得父亲戴眼镜，那个年纪的镜片后面的眼睛是什么形状的呢？她说不出来。
她没有刻意去记，也没有刻意去忘。
毕竟他们只是在某个时间点出现了，后来又消失了。
但他们留下了一样东西——钱。
一笔又一笔，准时打在账户里，数字从五位数变成六位数，从六位数变成七位数，后来越滚越多，多到她已经懒得去数了。
偶尔有电话打过来。
母亲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很明显的疲惫。
她开口。
问成绩，问身体，问外公外婆的身体。
然后是一阵很短的沉默，她犹豫要不要再说点什么，最后还是没有说。
“照顾好自己。”母亲这样收了尾，便挂了。
嘟——嘟——嘟——
那声音从听筒里涌出来，把她一个人定住。
父亲也打，但次数更少。
他的声音比母亲的更沉，也更短，每次都像是在赶时间，每句话都只说一半，剩下一半咽回肚子里，等下一次打电话的时候再咽一次。
白濑冬花很早就学会了不去期待。
期待是一件很费力气的事情，而她的力气要留给别的东西。
那些渐渐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课程表。
奥数，英语，钢琴，书法，芭蕾，一门接一门，像一列不会停站的火车，她坐在上面，窗户关着，窗帘也拉着。
白濑冬花看不见外面，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儿开。
只知道每次车门打开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新的老师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教材，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说“你好，冬花同学，我是你的XX老师”。
她不知道这样的生活到底算不算好。
她也没时间去想。
后来父母把她接过去了。
他们说，我们已经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你该过来了。
外公外婆站在门口送她，外婆的手搭在她肩膀上，按了又按。
外公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那本他翻了一辈子的《万叶集》塞进她书包里。
“到了那边好好读书。”他说。
她点了点头，坐上车，看着那棵柿子树在车窗里越变越小，越来越远。
白濑冬花没有哭。
那时候她以为离别只是距离上的变化，以为只要想见，就一定能见到。
她不知道后面还有更多的东西在等着她。
柿子树还在那里，但她已经没有时间回去看了。
到了新地方，在父母的安排下，她理所应当的转入了新的学校。
新的学校比原来的大很多，大到她第一次走进校门的时候，仰起头看那栋教学楼，觉得它像一座被削平了顶的山，坐在里面的人都在往上看，谁都看不见谁。
她来的时候已经是学期中了，班级里早已形成了固定的社交圈，像一堵一堵砌好了的墙，每一块砖都严丝合缝，她站在墙外面，找不到门，也找不到窗。
没有人排斥她，也没有人亲近她。
她是透明的。
透明的意思不是没有人看见她，是每个人都看见了她，然后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移开了，宛如在看一盏与己无关的路灯，它亮它的，我走我的。
她想过回去。
那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很多圈，转得她头晕，转得她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浑身都是汗。
她想跟父母说，她不想待在这里了，太累了，功课累，什么都累。
可每次话到嘴边，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严肃的，关切的，每一道皱纹里都刻着“我们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她就把那些话咽回去了。
他们真的很累。
她知道的。
他们不要命地工作，从最底层的职位一步一阶地往上爬，爬了那么多年，才终于有了今天。
那些大笔打来的钱，不是数字，是血又是汗，是他们从自己的身体里一点一点挤出来的。
她怎么好意思说“我不喜欢这里”？
她怎么好意思说“我想回去”？
再说了，她也不是完全没办法。
那些排挤也好，冷落也好，只要她主动一点，只要她先开口，只要她放下那点可笑的自尊心——应该就能解决。
她试过。
在午休的时候端着便当盒坐到那些人旁边，听她们聊那些她插不上嘴的话题，努力在她们笑的时候跟着笑，努力在她们说“周末一起去逛街”的时候说“好啊”。
效果是有一些的。
至少没有人再故意无视她了，偶尔有人会在下课的时候问她借一支笔，或者路过她座位的时候说一句“冬花你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她借了，把笔记递过去，很厚的一本，每一页都写得满满当当。
那人翻了两页，说“你字好漂亮”，然后还给她，再也没有借过第二次。
她不知道为什么。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还是一个人。
教室里的灯还开着，周围都是人，但她又觉得周围好像没有人。
明明她已经表现得那么难受了，却没有人问她“你今天怎么了”，也没有人注意到她已经连续三天没有在午休的时候离开座位了。
是她藏得太好了吗？好到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好。
就这样一直到了国中毕业。
毕业那天，班主任让她们互相写留言。
她的同学录上写了十几页，每一页的字迹都不一样，有的工整，有的潦草，有的还画了笑脸。
她翻了一遍，又翻了一遍，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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