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门口的样子——手里攥着钥匙，没进来。他看看门槛。教室的门槛不高的，不到两寸。抬一下脚就能迈过去。
但他没迈。
后来展旭上了初中，有一次他在作文课上写《我的父亲》。开头写了三行，划掉了。又写了四行，又划掉了。作文纸被他划得乱七八糟，最后交了一篇写奶奶的。老师给了七十分，评语是“感情真挚，但偏题”。他拿着作文本翻了翻，觉得老师没说错——确实是偏题了。他想写的是父亲，但写着写着就变成了奶奶。因为写父亲太难了。父亲这个人，没什么可写的。没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没有什么感悟和转折。他就是沉默、寡言、不会表达，像抚顺冬天冻住的水管子，水流不出来，但管子里面不是空的。
后来他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大概这辈子也不会理解父亲。不会理解那个在雪夜里坐了一整夜的男人，不会理解那个站在教室门口不进来的男人。他放弃理解了。但他记住了那些画面。门缝底下的光线，教室门口攥着钥匙的手，灶台上那碗压着纸条的饭。这些画面他一件一件记住了。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画面以后会变成什么。
很多年后，展旭和父亲之间也没有变热络。他们父子的对话还是一样短：“嗯”、“行”、“知道了”、“天冷多穿点”。但在展旭离开抚顺之前，他把银行卡密码设成了父亲的生日。保险受益人写的是父亲的名字。留给父亲的那封信只有一行字：“爸，天冷多穿点。”
他什么都没解释。就像父亲当年什么都没解释一样。
但那个从城西赶到城东的下午，那套沾满煤灰的工作服，那个站在门槛外面没进来的动作——他没有忘。他把它们一件一件收在心里，跟其他所有说不出口的牵挂搁在一块。然后在最后一封信里，用他能想到的最简单的话，把它们还给了父亲。
“爸，天冷多穿点。”
那不是一句客套。那是他从七岁那年开始攒的一句话。攒了二十多年。攒到最后一个字都没多，一个字都没少。跟父亲给他写的那三个字一样：“热了吃。”
（第五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