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七，杭州。
杭州府学的院子里种着十几棵老槐树，树冠如盖，遮天蔽日。
夏天的时候，这里是最好的避暑去处，绿荫匝地，凉风习习。
冬天的时候，树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无数只枯瘦的手在抓挠着什么，又像是无数根手指在指着苍天质问。
府学的明伦堂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
明伦堂是府学最大的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能容几百人。
此刻，堂里堂外都挤满了人。
堂内坐着的，是杭州府学的教授、训导，以及浙江各府州县的学官代表，黑压压地坐了好几排。
堂外站着的，是杭州府学的生员——秀才、廪生、增生、附生，还有几个慕名而来的举人。
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儒衫，有的青布，有的蓝布，有的绸缎，有的棉布。
他们的脸上写着不同的表情——有的愤怒，有的恐惧，有的焦虑，有的迷茫，有的攥紧了拳头，有的咬着嘴唇，有的低着头一言不发，有的仰着头望着天空。
所有人的手里都攥着一份邸报，或者一份抄录的邸报副本。
邸报上的字很小，密密麻麻的，但每一个人都看得仔仔细细。
他们看了很多遍，每一遍都看得比上一遍更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根针，扎在他们心上。
尤其是其中那一段，反复被抄录、被传阅、被讨论——
“往后恩科的考题，朕要改。不再只是经义、策论，还要考实务——农政、水利、赋税、刑名、边防。不会做事的，文章写得再好，朕也不要。”
这段话，像一把刀，捅进了在场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
坐在正中间的是浙江提学副使吴宽，他今年五十出头，身材高大，面容方正，穿着一件半旧的官服，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壶茶和几碟点心。
但他的脸色很不好，不是惨白，是一种近乎透明的白，像是被什么东西抽走了血色。
他的目光在堂内堂外缓缓扫过，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看着他们眼中的愤怒和恐惧。
他在心里默默地叹气——他知道今天会来很多人，但他没想到会来这么多。
整个杭州府学的生员几乎都来了，加上各府州县的学官代表，少说也有四五百人。
这些人聚在这里，不是为了听他说什么，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是为了找一个出口，把心中的那股怒火喷出来。
明伦堂里安静了很久。
那种安静，不是平和的安静，不是从容的安静，而是一种压抑的、紧张的、随时可能爆发的安静，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死寂。
然后，一个声音从后排响了起来。
“不公平！”
那个声音又尖又细，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在安静的明伦堂里格外刺耳。
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声音的来源——那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青布儒衫，面容清秀，但此刻那张清秀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唇在剧烈地颤抖。
“这不公平！”他又喊了一声，声音比刚才更大，更响，更不加掩饰。
堂内堂外几百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但他不在乎，他不在乎那些人怎么看他，不在乎那些人会不会觉得他失态，不在乎那些人的目光是同情还是嘲笑。
他只知道，他这十年的苦读，可能白费了。
吴宽的眉头皱了起来，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
他在等，等这个年轻人把话说完，等他把心里那股火喷出来，等他把该骂的都骂出来。
那个年轻人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攥着那份邸报，手在发抖，嘴唇也在发抖。
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青筋暴起，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不是泪，是火。
“吴大人！”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股压抑不住的、滚烫的、灼人的东西。
“学生在杭州府学读了十年书！十年！”
他伸出双手，十根手指张开，像是在丈量什么，又像是在抓住什么。
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手掌上满是老茧——那是握笔握出来的，是十年寒窗苦读留下来的痕迹。
“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四书五经，从四书五经到八股文，从八股文到四六骈文——学生一步一个脚印，一天不敢懈怠！”
他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快，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再也拉不住了。
“学生的文章，先生说是好的；学生的八股，先生说是工整的；学生的骈文，先生说是漂亮的。学生本以为，今年的恩科，学生有希望金榜题名，有希望光宗耀祖，有希望出人头地！”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那口气吸得很深，很深，像是要把明伦堂里所有的空气都吸进肺里。他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像是有一座火山在他胸腔里喷发。
“可现在，朝廷说——不要只会写文章的书呆子了，不要学生这样的人了。”
他的声音忽然低了下去，低到只有附近的人能听见，但那种低沉的、压抑的声音，比任何高声怒吼都更有力量。
“学生想问——学生这十年，白读了吗？”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明伦堂里炸开了锅。
不是那种压抑的、克制的、低声的议论，而是真正的、毫无顾忌的、炸开了锅的喧哗。
几百个人的声音同时涌起来，像潮水一样汹涌，像洪水一样泛滥，在明伦堂里回荡，震得窗户都嗡嗡作响，震得屋梁上的灰尘簌簌地往下落。
“对！我们这十年，白读了吗？”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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