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告诉他，苏州府衙的账目被人翻过了。
第五天，他的书吏告诉他，下面几个县的县令联名上书，说他“为政苛急，不体民情”。
第七天，他在街上被人扔了臭鸡蛋。
他从轿子里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腥臭的蛋液，站在街边，看着那些围观的人群，那些人有的低头不敢看他，有的幸灾乐祸地笑，有的面无表情地转身走开。
他站在那里，冷风吹过他湿漉漉的官服，他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孤立无援”。
第十天，他收到了朝中某位大人物的信。
信是吏部某位侍郎写的，写得很客气——“苏州乃赋税重地，林大人初掌大郡，宜以安抚为先。赋税之事，不可操之过急。苏州士绅，皆朝廷肱骨之臣的家族，宜善待之。望林大人三思。”
信没有署名，但信封上的字迹他认识。
从那以后，林遂就不敢动了。
他知道，那些士绅不是在吓唬他，是真的能做到。
他们在朝中有人，在地方有势，在民间有声望。
他一个小小的知府，在那些世家大族面前，什么都不是。
他以为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不惹事，不生事，就能安安稳稳地熬过这一任，然后找个机会调走。
他对得起朝廷给他的俸禄，对得起百姓喊他一声“青天大老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以为这样就能全身而退。
但皇帝的大朝会，把他的如意算盘砸得粉碎。
林遂睁开眼睛，目光落在书案上那份邸报上。
邸报的纸张已经被他攥出了褶皱，边角微微翘起，像是一朵被揉皱的花。
他伸出手，将褶皱抚平，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又看了一遍。
“催缴拖欠赋税，限期三个月。逾一日，当地县令杖十。逾三日，杖三十。逾七日，杖五十。逾十日——去职，永不录用。”
他的呼吸停了一瞬，三个月，从正月初十到四月十一，一百天不到的时间。
苏州拖欠的赋税，有多少？
他不知道，也不敢查。
不是查不到，是不敢面对。
他隐隐约约知道一个大概的数字——十几万两，还是几十万两？
他不敢想，三年多的积欠，加上历朝历代滚下来的旧账，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吓人。
他只知道一件事——三个月内，他要把那些拖欠的赋税全部收上来。
收不上来，他要挨板子。
杖十、杖三十、杖五十——他这把年纪，五十板子下去，不死也要残。
何况他堂堂四品知府，被按在地上打板子，那张脸往哪儿搁？
何况打完了板子还要丢官，丢了官还要被永不录用。
可他收得上吗？
那些士绅——申、王、陆、顾四家，会乖乖地把银子交出来吗？
不会。他们只会像以前一样，用各种手段拖延、推诿、抗拒，甚至反扑。
申家会送礼，王家会写信，陆家会请托，顾家会煽动。
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让他知难而退，让他乖乖地缩回去，继续做那个“安分守己”的知府。
但这一次，他不能退了。
因为他身后，不是那些朝中大员的信，是皇帝的刀。
那把刀，已经砍了一万二千多颗人头，连太后的亲弟弟都没有放过。
他林遂算什么东西？也配让皇帝手下留情？
林遂又闭上了眼睛。
签押房里安静极了，只有炭盆里炭火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他自己沉重的呼吸声。
他坐了很久，久到炭盆里的炭火烧尽了一层，久到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了昏黄，久到他的腿都麻了。
然后他睁开眼睛，喊了一声。
“来人。”
门外的值守衙役推门进来，躬身行礼。
衙役穿着一件青色的棉袄，腰里系着皮带，脚上穿着布靴，面容憨厚，三十出头的样子，跟了林遂几年了。
“去，把师爷请来。”
衙役应了一声，转身跑了出去。
不多时，师爷孙文清走了进来。
孙文清是个五十来岁的瘦小老头，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头上戴着网巾，手里捧着几本账册。
他是绍兴人，在苏州做了二十多年的师爷，跟过好几任知府，对苏州的事了如指掌。
他走进签押房，看到林遂的脸色，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
“大人，您找我？”孙文清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将账册放在桌上。
林遂将邸报推到他面前。
孙文清接过邸报，仔细看了一遍。
他的眉头也皱了起来，但他没有说话，只是低着头，将邸报上的每一个字都看得仔仔细细。
他看得很慢，比林遂慢得多，每一行都要停留很久，像是在咀嚼每一个字的味道。
签押房里又安静了。
过了许久，孙文清放下邸报，抬起头来。
“大人，”他的声音有些沙哑，“三个月，太紧了。”
林遂苦笑了一下。
三个月，太紧了。这句话，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过了无数次，此刻从师爷嘴里说出来，听起来格外刺耳。
“我知道，”他说，“但这是圣旨，没有商量的余地。”
孙文清沉默了片刻，然后缓缓说道：“大人，苏州拖欠的赋税，不是一年两年了，是几十年积攒下来的。”
“从成化年间就开始了，到弘治年间越来越严重，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笔烂账。”
“这笔账，不是说收就能收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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