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元年正月初十的大朝会散后，午时的阳光穿过紫禁城厚重的宫墙，在汉白玉的台阶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
冬日的日头没有温度，照在人身上，只觉着寡淡，像隔了一层什么。
王鏊没有乘轿。
他沿着宫道往外走，步伐不快不慢，和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从奉天殿到午门，这一段路，他走了快三十年。
当年他第一次走进这座宫城的时候，还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进士。
那时候他站在丹墀之下，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御座，心里想着的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以为只要皇帝圣明、臣子贤良，天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三十年后，他坐在了户部尚书的位子上，才知道——天下最难办的事，不是打仗，不是治水，不是赈灾，是收税。
而今天，皇帝在大朝会上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像是一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富国富民。”
这四个字，皇帝说得很轻，轻得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但王鏊听到这四个字的时候，脊背上的冷汗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富国——国家的钱从哪里来？从赋税来。
富民——百姓的钱从哪里来？从土地来，从生意来，从劳动来。
但大明的赋税，早就收不上来了。不是百姓不交，是有太多人不交。
那些士绅，那些乡宦，那些有功名在身的、有背景靠山的、有家族撑腰的——他们有田有地，有铺有产，但他们不交税，或者交很少的税。
他们用各种手段瞒报田产、虚报灾情、贿赂官员，把本该交的税一分一分地省下来，装进自己的口袋。
那些朝中有人、地方有势、靠山硬的家族，一句话，地方官就给他们减免赋税；一个招呼，税吏就不敢去他们家收税。
那些贪污受贿的、克扣军饷的、走私漏税的，把朝廷的银子、百姓的血汗钱，一箱一箱地搬进自己家的库房。
这些人，才是皇帝要动的目标。
但皇帝动他们，不需要自己出面。
皇帝有六军都督府的五十七万大军，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有巡察寺，有监使——皇帝有一百种方法让那些人把钱吐出来。
可他王鏊有什么？
他是户部尚书，正二品，管着天下钱粮赋税。
但他的手底下，能用的人有几个？
王鏊站在宫道上，抬起头，望着头顶那片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压到人的头顶上。
几只乌鸦从宫墙上飞过，发出“嘎嘎”的叫声，在空旷的宫城里回荡，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凄凉。
他想起了皇帝说的另一句话——“朕还要推行国有经济，凡衣食住行等民生所涉，皆逐渐收归国营。”
盐、铁、茶、马、布、粮、油——这些百姓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朝廷来经营，朝廷来定价，朝廷来分配。
这动的不是一家一户的利益，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
沿海的盐商，靠卖盐发了家，家里堆着金山银山。
他们每年给朝中的官员送礼，一送就是几千两、上万两。
他们把持着盐路，垄断着盐价，百姓吃盐贵得吃不起，他们赚得盆满钵满。
把盐收归国营，盐商会怎么做？
他们会拼命的，他们会花钱买通御史，会在朝堂上鼓动同党上疏反对，会在地方上煽动百姓闹事，会写信给他们的靠山，让那些在朝中做高官的亲戚朋友出面说情。
他们会用尽一切办法，把这件事搅黄。
还有茶——江南的茶商，福建的茶商，他们做了几百年的茶叶生意，从朝廷手里拿到了茶引，把茶叶运到边疆，换回马匹，换回银子。
把茶收归国营，他们怎么办？他们的生意怎么做？他们的家业怎么保？
铁就更不用说了，军器、农具、炊具——哪一样离得开铁？那些铁矿主、铁器商，哪个不是和地方官勾勾搭搭？哪个不是有靠山、有背景？
王鏊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朝堂上，御史们一个接一个地上疏弹劾他。
地方上，士绅们联名上书告他的状。
市面上，商人雇来的地痞流氓在街上闹事，砸了户部的税关，烧了征粮的仓库。
京城里，那些和他称兄道弟的同僚们，一个一个地和他划清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他仿佛已经看到自己站在风口浪尖上，四面八方的刀剑都朝他砍过来。
毕竟天下人不敢骂皇帝，因为皇帝是天子，是九五之尊，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骂皇帝，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欺君罔上，就是诛九族。
但他王鏊不一样，他是臣子，是户部尚书，是执行皇帝政策的“具体负责人”。
税没收上来，是他的责任；政策推行不下去，是他的无能；激起民变，是他的过失。皇帝永远是对的，错的一定是他这个办事的人。
王鏊苦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苦涩。
这一刻，他忽然想起了韩文。
他王鏊，会步韩文的后尘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从今天起，他站在了一条最窄、最险、最让人胆战心惊的路上。往前走，是万丈深渊；往后退，是皇帝手里的刀。
他的脚步又动了起来，继续往前走。靴子踩在金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像是在丈量着他还能走多远。
午门到了。
王鏊站在午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风灌进肺里，刺得他咳嗽了两声。
他回头看了一眼紫禁城。
红墙黄瓦，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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