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回来的。
朝廷要拿走，凭什么？
他们不愿意。
于是他们极力鼓动朝中相关大臣劝阻英宗皇帝，说下西洋靡费国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他们说西洋诸国蛮荒之地，无宝可求，无利可图。
他们说永乐年间七下西洋，把国库都掏空了，不能再重蹈覆辙。
他们的劝阻，英宗皇帝不听。
英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把那些劝阻的大臣贬的贬、罚的罚、赶的赶。
朝堂上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皇帝要下西洋，谁也拦不住。
圣旨已经拟好了，船队已经在准备了，银子已经拨下去了——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于是，他们就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正统十三年，浙江矿工叶宗留率众起义。
叶宗留本是浙江处州府的一个矿工头目，手下有几百号矿工。
矿工们在深山里挖矿，被官府的矿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矿工没有用，矿工们只有锄头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叶宗留的起义，很快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从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
矿工们拿着锄头和扁担冲下山，抢官府，砸衙门，开粮仓。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躲进深山。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出来。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叶宗留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起义。
邓茂七是福建沙县的一个佃农头目，手下有几十号佃农。
佃农们在官田的地里刨食，被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佃农没有用，佃农们只有镰刀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于是邓茂七的起义，也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然后又从几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邓茂七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可以说，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这两场起义的直接后果是——下西洋计划被彻底搁置，最终完全放弃。
朝廷再也没有提过下西洋的事，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因为一提下西洋，就有人提起叶宗留，就有人提起邓茂七，就有人提起那五年流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仗。
皇帝怕了，朝廷怕了，再也没有人敢说“下西洋”三个字。
而这两场起义背后，是谁在提供银子？是谁在提供物资？是谁在提供情报？是谁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提前通知起义军转移？
在座的人心里都有数。
不是一家，是很多家。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
他们出钱，出物，出人，出情报，甚至出谋划策。
他们躲在幕后，看着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前面冲锋陷阵，看着朝廷焦头烂额，看着下西洋的计划一步步被搁置、被拖延、最终被放弃。
没有人追查过他们，因为没有人敢追查。
朝廷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把这些家族全部抓起来？
那沿海的海防谁来守？
那每年的赋税谁来交？
那朝廷在东南的半壁江山谁来管？
朝廷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不敢动他们。
英宗旧事——这四个字，就是他们的底牌，是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后的手段。
不是轻易能打的牌。
因为打了这张牌，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意味着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意味着朝廷和他们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上一次打这张牌的时候，死了几万人，打了五年仗，朝廷元气大伤，沿海民不聊生。
那笔账，到现在还没算清。
如果再打一次呢？会死多少人？会打多久？会变成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将是他们和朝廷之间最后的、最狠的、最不留情面的一战。
亭子里安静了很久。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七个人坐在那里，七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他们能赢吗？
朝廷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妥协？皇帝会不会像英宗皇帝一样放弃？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笑到最后？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
他们有银子，有粮草，有船队，有水手，有倭寇这张牌。他们有人脉，有关系，有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他们还有——经验。
上一次他们赢了，这一次，他们也许也能赢。
但新帝整顿军备，训练大军，其他都督府不说，单是东海都督府就将有六万将士。
这六万将士，不是备倭都司的几千残兵败将，是实打实的、吃足额粮饷的、有监使看着的、每天都操练的、随时可以打仗的精兵。
而他们的底牌，是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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