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王朱橞守宣府，代王朱桂守大同，晋王朱棡守太原，秦王朱樉守西安，庆王朱栴守宁夏，肃王朱楧守甘州。
这些藩王，每一个都统率着数千到数万的军队，每一个都有开府设官、征伐调兵之权。
他们是大明的屏障，是太祖插在边疆上的九根铁桩。
但凡事有利必有弊，藩王手里有兵，朝廷的心里就不踏实。
于是建文初一登基，便直接削藩，或者说灭藩，甚至逼死了湘王。
要知道湘王无兵无权，品行上佳，最重要的是没有子嗣，而且还是和建文一起长大的。
结果，这样一位近乎无可挑剔的藩王都被逼死了，这让其他或是手握重兵，或是多行不法的藩王如何想？
于是建文元年七月，太宗朱棣在北平起兵，号称“靖难”。
四年血战，建文四年六月，太宗朱棣的军队攻入南京，建文帝在宫中自焚——或者说，在一片火光中消失了。
太宗朱棣坐上了龙椅，成了大明的第三位皇帝。
从此以后，藩王的命运就被改写了。
太宗登基之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藩王的威胁，因为他自己就是那个“威胁”本身。
他知道一个手握兵权的藩王能做到什么地步，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防止再出现一个“朱棣”。
于是他大手一挥，将原本负责镇守边塞的藩王全部内迁。
辽王从广宁迁到荆州，谷王从宣府迁到长沙，宁王从大宁迁到南昌。
但光内迁还不够，把藩王从边塞迁到内地，只是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威胁。
他们手里还有兵，还有护卫，还有一定的军事力量。
太宗要的是万无一失，要的是把藩王彻底变成无害的、圈养在笼子里的金丝雀。
所以太宗开始提高藩王的待遇。
这个手段，堪称高明至极。
朱厚照在心里暗暗感叹。
他不是感叹太宗的手段高明，而是感叹权力对人性的扭曲有多么可怕。
太宗用银子、用体面、用排场，换取了藩王的兵权。
你交出兵权，我就给你更高的待遇，给你更高的品级，给你更大的排场。
镇国将军，原本是正三品，太宗把它提到从一品。
正三品到从一品，中间隔着从二品、正二品、从一品三级。
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相当于把一个知府一夜之间提到了六部尚书级。
镇国将军的冠服从三品官的青袍银带，变成了一品官的蟒袍玉带。
他的车舆从两匹马拉的小车变成了八抬大轿，他的仪仗从寥寥数人变成了前呼后拥几十人，他的住宅从三进三出的院落变成了五进五出的王府。
这些东西看起来是虚的，是面子，是排场，是不当吃不当穿的表面功夫。
但恰恰是这些东西，最能打动人心。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藩王们被从边塞迁到内地，手里没了兵，心里本来是不痛快的。
但太宗给了他们更高的品级、更大的排场、更体面的待遇，他们走出去，前呼后拥，威风八面，比当年在边塞当塞王的时候还要气派。
这种落差被填平了，甚至还有盈余，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辅国将军从正四品提到从二品，奉国将军从正五品提到正三品。
每一级都往上提了至少两级，有的提了三级、四级。
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太宗用几个虚头衔，换掉了藩王手里的真刀真枪。
从权力的角度来说，这是极其高明的交易。
但这笔交易的代价，是由后世的子孙来支付的。
因为品级提升了，俸禄自然也要跟着涨。
一品官和七品官的俸禄差着好几倍，从一品和正三品也差着一大截。
太宗为了示恩宠，还给周王等藩王额外增加了数千石的岁禄。
周王是太祖第五子，太宗同母弟，关系最近，给的也最多。
于是，朝廷对藩王的支出在太宗朝大幅提高，到了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历朝，宗室人口不断繁衍，支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到了弘治年间，每年光是支付宗室俸禄，就要花掉朝廷财政收入的三成以上。
这还是按照额定标准计算出来的数字，实际支出可能更多。
如果算上各种恩赏、补贴、节赐，恐怕要占到四成甚至五成。
而与此同时，藩王们彻底变成了白吃饭不干活的人。
朱厚照的右手忽然攥紧了扶手，指节微微泛白。
不是因为他们懒，是他们不能干活。
太祖的《皇明祖训》里写得明明白白——宗室不得参与士、农、工、商四民之业。
士，不能读书做官；农，不能种地务农；工，不能做工匠人；商，不能经商做生意。
四个行当，全部堵死。
宗室子弟从出生那天起，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等着朝廷发俸禄，二是饿死，没有第三条路。
太祖制定这条规定的时候，大概也是好心。
他怕宗室与民争利，怕宗室仗着身份欺压百姓，怕宗室丢了皇家的脸面。
他以为朝廷会永远有钱供养宗室，以为朱家的子孙永远不会太多，以为他自己定下的俸禄标准足够让每一代宗室都过得舒舒服服。
可是他错了。
藩王宗亲的数量在以几何级数增长。
一个亲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郡王。
一个郡王生十个儿子，十个儿子每一个都是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再生，辅国将军再生，奉国将军再生——到了五六代之后，宗室的人口已经是天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