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代父问罪三大阁臣，为何包庇弑君者？（第3/5页）
头触地，声音发颤：
“陛下！臣大理寺卿杨守随，以大理寺百余年清誉担保！三法司调查先帝崩逝一案，绝无半点欺瞒！”
“脉案、药方、药渣、诊断结果，皆是实据！刘文泰违制在前，开错药方在后，致使先帝骤崩——此事铁证如山，无可辩驳！”
都察院的御史们也开始往外冲。
左佥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一个接一个地从文官队列中冲出来，跪在三法司长官身后，额头触地，声音此起彼伏。
“陛下！臣等以都察院的名义担保，三法司的调查结果绝无虚假！”
“陛下！臣等参与调查先帝崩逝一案，每一份证据都是臣等亲自核实过的！”
“陛下！臣等敢以性命担保，刘文泰确实违制在前、开错药方在后、致使先帝骤崩！”
“陛下！如果三法司的调查结果不算证据，那臣等愿意以死明志！”
声音越来越多，越来越杂，越来越乱。
三法司的官员们跪了一地，黑压压的一片，大红色的朝服在烛光中像是一片燃烧的火海。
他们不能不说话。
因为兴王朱祐杬的那句话——“三法司集体欺君罔上，按律，全部当诛”——像一把刀，悬在他们每一个人头上。
如果他们不说话，如果他们不表明态度，如果任由“没有实际证据”这种说法坐实，那他们三法司就真的完了。
集体欺君罔上，全部当诛。
不是一个人死，不是几个人死，而是三法司上下几百号人，全部都要死。
他们不敢赌，也不能赌。
所以哪怕他们知道，站出来说话意味着和三位阁臣撕破脸，意味着得罪文官集团中最有权势的三个人，他们也不得不站出来。
因为不站出来的代价，是死。
楚王朱均鈋看着跪了一地的三法司官员，嘴角微微翘起，露出一丝冷笑。
那冷笑里，没有欢喜，只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是嘲讽，是鄙夷，还是一种压抑了太久之后终于可以释放的快意。
随即楚王也走到兴王和襄陵王的身旁，站在三位阁臣面前，带着一种上位者对下位者的、毫不掩饰的愤怒和鄙夷道：
“尔等竟然还敢对陛下说——”
他的声音大得像打雷，在空旷的奉天殿内回荡，震得烛火都晃了几晃。
“‘若是将这谋害先帝的逆贼庸医处死，天下将再没有任何太医胆敢为陛下治病’？”
他重复这句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讽刺。
那讽刺，像一把钝刀，在三位阁臣的心上一下一下地割。
“本王问你们——”
他的声音忽然拔高到了顶点，像一道惊雷，在奉天殿内炸开。
“难道不是刘文泰违制在前，开错药方在后？难道刘文泰等庸医不该死？”
这句话落下的瞬间，殿内再次安静了下来。
那种安静，不是压抑的安静，不是紧张的安静，而是一种暴风雨过后的、死一般的寂静。
几百个人站在那里，几百双眼睛盯着站在地上的三个人，等着他们的回答。
刘健站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脚下的金砖。他的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回荡——完了，彻底完了。
他想起那天在乾清宫东暖阁里，他和谢迁、李东阳跪在皇帝面前，说那些话时的情景。
他说“没有实际证据能证明先帝是死于刘文泰的误诊”。
他说“如果因为这样就杀了刘文泰，那以后的太医哪里还敢给您看病呢”。
他以为那是为了皇帝好，以为那是为了朝廷好，以为那是为了天下好。
可现在，楚王当着他的面，把那些话一句一句地念出来，像念判决书一样，他才发现——那些话，每一个字都是错的。
“没有实际证据”——脉案、药方、药渣、诊断结果，三法司亲自查出来的，这叫没有证据？
“杀了刘文泰以后没人敢给你看病”——刘文泰违制在前，开错药方在后，治死了先帝，他不该死？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因为楚王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借口。
谢迁跪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的手在发抖，不是冷，是怕，不是怕死，是怕面对先帝。
他是先帝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是先帝最信任的人之一，先帝拉着他的手，说“东宫年幼，好逸乐，卿等当以社稷为重，时时规劝”。
他跪在先帝床前，哭着说“臣一定不负陛下所托”。
可先帝死后不到两个月，他就跪在害死先帝的凶手的求情奏疏上，写下了那个“可”字。
他以为先帝不会知道。
可今天，先帝的灵柩就停在他面前。先帝的遗体就躺在那里，隔着薄薄的一层白绸，看着他。
他不敢抬头，不敢看那口棺材，不敢看白绸下面先帝的遗体。
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脸见先帝。
李东阳跪在那里，低着头，看着自己膝盖下的金砖。
他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他的心里，比刘健和谢迁都要复杂。
他在想——他们当初，真的错了吗？
刘文泰确实违制了，确实开错了药方，先帝确实吃了他的药才死的。这些，都是事实，无可辩驳。
可如果杀了刘文泰，如果开了“太医治死皇帝就要杀头”的先例，以后谁还敢给皇帝看病？
太医院的太医们，哪个不是世家出身？哪个不是和朝中文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果皇帝可以随意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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