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道：“学生明白。”
曹雄点了点头，重新坐回椅子上，端起桌上的茶碗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却不以为意，目光穿过窗户，望向远处的天际。
京师。
那个他曾经去过两次的地方。
这一次再去，和以往完全不同。
以往他只是一个边镇的副总兵，在朝堂上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这一次，他是奉旨入京的边将，是有资格在皇帝面前说话的人。
他不知道这一次入京会给他带来什么，但他知道，这一定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要么飞黄腾达，要么万劫不复。
没有第三条路。
他深吸一口气，将茶碗放下，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摘下挂在墙上的佩剑。
剑鞘是乌木的，上面镶嵌着银丝，做工精美。他将剑系在腰间，在铜镜前照了照，满意地点了点头。
“来人。”
门外值守的亲兵推门进来。
“去，把马喂了，再准备十天的干粮。后天一早，我出发去京师。”
亲兵抱拳应了一声，转身跑了出去。
......
宁夏。
仇钺接到诏书的时候，正在校场上操练士兵。
六月的宁夏，日头毒辣得像要把大地烤焦。
校场上黄土飞扬，三百多个士兵排成整齐的方阵，手持长矛，随着鼓点的节奏，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刺杀的姿势。
仇钺站在将台上，手里握着一面小红旗，目光如炬，扫过每一个士兵的动作。
他今年四十岁，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一张国字脸上写满了刚毅和果决，皮肤被塞外的烈日晒得黝黑发亮，一双眼睛又黑又亮，像是两颗打磨过的黑曜石。
他的穿着和冯祯、曹雄都不一样。
冯祯穿的是洗得发白的棉布直裰和半旧的皮甲，曹雄穿的是薄绸衫和绣花的官服，而仇钺穿的是一身粗布短打，袖口挽到肘部，露出两条筋肉虬结的手臂。
他的腰间系着一条牛皮腰带，上面挂着一柄短刀，刀鞘是铁制的，已经被磨得发亮。
这种打扮，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
仇钺不是军户出身，也不是世家子弟。
他最初只是一个佣兵——在宁夏总兵府里当雇佣兵的那种。
所谓佣兵，就是没有编制、没有军饷、全靠打仗分战利品过活的人。
他们是最底层的人，比军户还不如。军户至少还有一份粮饷，有朝廷的保障，而佣兵什么都没有。他们只有一条命和一把刀，靠卖命吃饭。
仇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知道自己是宁夏本地人，从小在军营里混饭吃。
他给老兵们擦过靴子，给军官们牵过马，在厨房里帮过厨，在战场上捡过死人的东西。他什么都干过，什么都吃过，什么都见过。
他学会了一身本事——骑马、射箭、使刀、布阵、追踪、设伏。这些本事不是谁教他的，是他自己在战场上一点一点学来的。
他见过太多人死在他面前，也见过太多人在他面前死。他知道怎么活着，知道怎么在战场上活着。
弘治十四年，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折。
那一年，宁夏都指挥佥事仇理去世，没有儿子。按照明朝的制度，军官的世袭职位可以由亲属继承，但仇理没有亲属。
于是，宁夏总兵府的官员们经过一番商议，决定找一个“替身”——让一个和仇理同姓的人冒充他的儿子，继承他的职位。
他们选中了仇钺。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选中他，也许是因为他也姓仇，也许是因为他能打，也许是因为他够聪明，也许只是因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不管是什么原因，仇钺从一个佣兵，一夜之间变成了宁夏前卫指挥同知——从军的正五品武官。
他冒了仇理的名字，冒了仇理的籍贯，冒了仇理的家族。
从此以后，他不再是那个无父无母的佣兵，而是“江都仇氏”的后人，是指挥同知仇理的儿子。
这件事在宁夏军中不是什么秘密，但也没有人提起。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仇钺有这个本事。他不靠家世，不靠关系，只靠自己的本事，就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
弘治十四年，他在石沟之战中为先锋，斩杀一人，升指挥使。
弘治十八年，他在红寺之战中斩首六级，进升都指挥佥事。
每一次升迁，都是用命换来的。
此刻，他站在将台上，手里的红旗猛地一挥，鼓点骤停。三百个士兵同时收矛立正，动作整齐划一，没有一个人出错。
“好！”仇钺大声说道，声音洪亮得像打雷，“今天练得不错。都下去歇着吧，明天继续。”
士兵们齐声应了一声，散开了。
仇钺从将台上跳下来，接过亲兵递来的毛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就在这时，一个驿卒匆匆跑来，双手捧着一封诏书：“仇大人，京师来的诏书。”
仇钺接过诏书，展开来看。
“召边镇总兵官、参将、游击将军，速赴京师朝贺，共议边务。”
仇钺看完，沉默了。
他没有像冯祯那样沉思，也没有像曹雄那样盘算。他只是沉默，沉默得像一块石头。
“大人，”亲兵小心翼翼地问，“咱们去不去？”
仇钺没有回答，而是转身走向校场边上的一棵老槐树，在树荫下坐了下来。他靠在树干上，闭上眼睛，似乎在想着什么。
亲兵不敢打扰，站在一旁等着。
过了很久，仇钺才睁开眼睛，目光平静如水。
“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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