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心都没有了。
暑假里，我没有参加任何活动，李老师林老师都回家了，没有“会”开，我感到寂寞得很。
好在社会政治风向有点变化，公社的露天电影院好片子多起来了，不再是只有《地道战》，《地雷战》，会放放《洪湖赤卫队》，《春苗》等电影。
有一部新的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把一公社的人都吸引去了。
我们库前的几个人，赶了七里路，下午五点未到，就早早到了公社的露天广场，找了个好位置，等在那儿。
谭玲也来了，她挤过来，与我坐在一起。
闹哄哄的广场，我们想说几句话也说不成，用了吃奶的力气，拔出最高嗓音，贴着耳朵叫，也互相听不清楚。
谁知道，我们坐的位子太好了，快开映时，电影工作人员要我们前三排的人让出来，公社负责同志都要来看。于是，我们的好位置变成了最差的位置。
因为连最后一排也挤满了，电影队的一个人，觉得对不起我们，就去公社食堂搬来了好几条长板凳，放在银幕的背后，一个小斜坡上。
我们就转移去了那儿，看了一场“反面”的电影。不过一会儿，我们就习惯了，照样哭得稀里哗啦，手帕都是湿漉漉的。
晚上十点钟左右，电影结束散场。我们却有优势了，背面人少，一会儿就很悠闲地走在公路上了。我与谭玲各自要跟上老俵们回去。她只来得及告诉我，她已经办好了去成都的手续，要离开了。
一路上，我想着又一个好朋友要走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好几个库前的老俵，还有学生来劝我：电影只是电影，不要太伤心。我点点头，也不解释什么，就这么一路哭，一路走，让心里的不快流出去一点……
老任来了，公社那个专门负责知青选送大学的南昌下放干部，突然来库前蹲点。
我热情地拉她来我这儿住。
她是来了。
可我这个大傻瓜，一看到她就好像看到自己亲娘似的。对着她述说了我几次被选送大学，却没有成功的苦恼。
她皱着眉头听我唠叨，第二天，她就不来了，借宿在楼下诊所的小陆那里。
我这才发现自己犯了大忌，成了契诃夫笔下的“车夫”，被她抛弃了。
她哪愿意听一个失意人的话。其实，我本来就不是她愿意帮忙的人。可我快三年没有回上海，也实在没有东西让她感兴趣。
然而，不识相的我，还把自己一肚子的冤枉委屈“送”给她。
那时的我，不是个傻瓜也是个白痴！反正是真正的失去了一次机会。
我的心又一次沉入了迷茫之中，她的态度明确告诉了我，今年的选送是一个谜，其实，是一个有答案的谜。
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李梁才老师的最后一封信。只有一张纸，写得言简意明。
一眼看到“建华”的称号，我敢看下去了。他说：上一封信可能太长，或许你没有收到。他又说：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希望能走到一起；他还说，一想到我们可以在冬天围着炭盆畅谈，在夏天可以去庐山畅游……就很激动……
我真的是几天几夜没有睡好，苦思冥想，认真地思考这个事情。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人生很现实的抉择：假如我回了信，以后便有可能成为“李太太”，或许马上可以依靠李老师的后门，调去南昌，读书还是工作，应该都不会有问题了。
假如我不回信，那就还是得依靠自己的努力来打拼，来争取。但是，公社管知青招工上学的老任，她的态度已经在告诉我了，眼下要想选送大学，我还是没门，起码今年不可能。
但是，这个“但是”是最重要的，也是最痛心的，我与李老师没有感情呀！一共才见了两次，写了几封信，怎么就可以结婚？……小翠的婚姻，争胜的婚姻，我为什么都那么撕心裂肺般的难受，不就是因为他们是被铜臭出卖了？而我，也要那么把自己给卖了吗？
读大学是个愿望，一个纯粹的梦想，不过，我怎么能为了一个目的，或者说是一个愿望，去出卖了自己的情感和灵魂呢？记得我曾经对孩子们说过，人是有动物的本性的，但是，只有懂得爱了，那才可以说是个人……
“愿做高山迎风草，不做金屋一枝花。”于是，我又坚定地把李老师的信收起来了。
不走这条路，那是我“花岗岩”脑袋中最倔的一部分。
（把后面的话提前十年来说：
1984年十月左右，我已经考上了大学，通过高考考进了江西师范大学外语系。
在一次江西省的教育表彰大会上，我意外地碰到了李梁才老师，同时还有高安师范我的同事，曾老师两夫妇，他们都是音乐老师。
他们从李老师嘴里知道了，我就是那个上海知青，正是李老师念念不忘的人。曾老师他们就一起来责备我：“李老师十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你的无情！”
我这才知道，李老师还没有结婚。
可是，我已经有了儿子了。
我也这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花岗岩”脑袋；毅然决然地只顾及了自己的信念。我当时怎么就一点也没有为李老师想一想？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有一种相思可以坚持十年……而这十年是没有一点动静的？
不管怎么样，我很自责，我应该回信……他一直就是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
我很抱歉地隔了几排位子，远远地看了一眼李老师，他也在看我，非常平静，也很有风度……
之后，我一直痛苦地反思，“坚定不移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这个固执的信念，是错的还是对的？）
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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