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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土地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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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一道霞光(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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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真情:她是个领养的孩子。养母希望能尽快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把她送回去。可是,知道的地方都找遍了,就是没有找到她的亲生父母。
    她的养母是个很善良的人,但是因身子弱就一直没有工作。为了可以活下去,她为小苏宏找了一个能够给她们娘俩活命的“叔”——南昌的习俗,一般把继父称为叔,可对于楚虹来说,那是“继叔”。终于她们可以有一口饭吃了。然而好景不长,她的“叔”给人按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他们一家就被下放了。楚虹只有十二岁多一点,就已经跟着父母来到了仰山库前村。
    谁知,她那善良的养母病了,病得很重,ZG癌。她就陪着母亲到处求医,小小年纪的她,一直服侍着母亲。她们三年多就是四处看病,用完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积蓄,和下放的安置费,可还是没有保住她母亲的命。她的养母最后留给楚虹的是一笔欠款,一个也已经卧床不起的叔。
    只有十六岁的她,必须下地干活,养活自己。她的叔虽然老单位每个月会给他一点补助,好像是十二块钱,但是除了吃饭,根本没有钱买药治疗他的肺气肿,现在天天咳得喘不过气来。
    他们两个一点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也就只好相依为命,并将就住在这么一个破屋里,是一间老俵废弃的灶间。
    我已经泣不成声,想想怎么会有这么命苦的人,我那里还咽得下她的一点点过年的食物。
    我说了一句,’你等会儿,我回去一下。”话音未落,就飞奔去了自己的房间。
    可怜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送给她的。床底下还剩一块固本肥皂,我一直舍不得用。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用草木灰的水来洗衣服,才留着最后一块的。我拿出来,在手里掂了一下,就带着它飞奔回去。
    她很高兴,但还是说,我不能要。我怎么样也硬要她收下。
    她犹豫了一会儿,才很为难地开口了,她的叔需要药,不知道我有吗?
    那个床上躺着的人又一阵咳嗽,挣扎着也对我说,“只要有好药,我这个病很快会好的。”
    我总算明白他们那点可怜的目的了。我马上将肥皂塞在楚虹的怀里,又一次飞奔回去,翻出我的小药箱,一只方方正正的饼干盒。
    盒子里有几包消炎粉,那是我第一年发水土不服时,大派用处的药。
    那时的知青大部分都发了一种红疹,上面会有一个脓包,大多发在小腿上。我总是一咬牙,就用棉花垫着,把脓包连皮一起掐掉,痛得我咬牙切齿地直“嘶嘶”。然后,我就用碘酒擦,又使我一阵哆嗦。最后,我倒上了一些消炎药粉,用已经准备好的纱布块按上,贴胶带横二条,竖一条。
    我每天都要处理新发出来的肿块,但是也有已经好的。
    而莹贞因为怕痛,就穿一双长筒袜,将小腿和疹块都包裹起来。有一天,她觉得太痛了,就想脱下袜子来看看。可是,脓水把袜子沾在皮肤上了。她只好一点一点的用水沾着,剥开一点,把袜子褪下去一点……,只见小腿上已经没有一块好皮了,发黑发紫,脓水像下雨一样淌下来。
    我看得心惊肉跳,赶快报告石队长。他们也害怕了,于是,我们俩第二天就赶回上海。那是我们第一次回家。
    于是,我的药箱总是备着这些东西。不过,水土不服第二年就没有了。
    我翻看了另一种常备药,感冒咳嗽的药:二包氯霉素,一瓶咳嗽糖浆,还有一些维生素。我就拿了一包氯霉素和那瓶咳嗽糖浆,立马急匆匆地又奔回去了……
    后来,我与楚虹成了好朋友,有时间就会聊天。她告诉我说:她的叔吃了药,已经可以下床走走,晒晒太阳了。
    那年冬天,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回了上海,杞树队的莲清——她的名字好听,人品也很好——就没有回去。还有长岭的贾芬,也没有回上海。她们在各自的队里,孤独难受,就时常会到我这儿来打发时间。我总是会说,你们两个像说好了似的,轮班来,从来没有一起来过。
    我的优势就是有石队长,不愁那两餐饭。来来往往的人多起来,口粮会增加,石队长却也没有说一句话,对我的朋友们都很真诚,热情款待,不过菜是只有一碗萝卜,一碗辣椒。我们上海人都不太会吃辣的,只好经常是用一个菜来待客。
    莲清是个憨厚老实的人,与她在一起,你可以放十二分的心,她不会难为你,更不会给你添麻烦。她也提起过,为什么别人老要说你“什么什么”的,可是与你在一起,你也是与我们一样的人、一样的老实人。
    我又好奇地问她,“别人说我的‘什么什么’,到底是‘什么’呀?”
    她眨巴眨巴眼睛,半天组织不起一句话。
    我知道,我再怎么与最初放一把火的人和解了,但是,那个男汪老师,随意放的那把“火”,早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外,烧得漫山遍野了。
    人世间,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因为烦闷无聊,岂有不把与自己无关紧要的闲话,来当作消遣的东西?只要不是烧着了自己,嚼嚼舌头又何尝不是打发时间的一道菜?
    莲清真是个幸运的人,不久他们杞树队里出了个公社副书记,那人也姓曾,与库前队的曾主任同宗兄弟。但是杞树的曾书记出去当过兵,是排级干部,退伍回来就去公社任职。因为他的原因,上下联通了,杞树队一连送出去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一个是莲清,她还入了党;另一个是男同学,他们都是送去了上海的大学。让我们别的知青百感交集,还暗暗妒忌不已。
    (后记:我对莲清最大的感恩是,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时,回了一次我们的第二故乡。她特地去看望了石队长,给了石队长二百元钱。可是,等我后来再去仰山时,石队长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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